“归化”和“异化”在辩证法中的翻译情况

“归化”指一种“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1]43-44；“异化”指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1]59。自从这两个概念首次被美国学者文努蒂（Venuti）提出并引入到国内以来，中国翻译界大部分学者都支持文努蒂的观点，即文学翻译应该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2]20。自中西有译介活动以来，中国典籍便是英译的首选对象。早期中国典籍的英译大都由西方汉学家完成；当代，除了西方汉学家以外，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加入到中国典籍的英译队伍。对于中国典籍英译应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目前国内论者多提倡“异化”翻译策略，批判“归化”翻译策略，给大家造成一种“归化”和“异化”二元对立的印象。其实，“归化”和“异化”只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无好坏、对错之分，它们也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关系。下面，我们将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采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使用作出超越二元对立的阐释。

一 “归化”和“异化”的使用

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这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作为一项跨语际的文化交流活动，翻译绝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和译者所处历史语境、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深受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习惯、诗学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虽然大体不变，但是它的具体内涵和要求则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的使用也需因时而变。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在翻译实践中，《聊斋志异》英译策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归化”到“异化”的嬗变过程。《聊斋志异》英译史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是《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是《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当时‘西强中弱’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绝大部分的西方译者流露出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意识，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上多选取一种迁就译入语文化和读者接受习惯的归化策略”[3]。早期西方译者的“归化”翻译策略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他们对待原文的态度；二是他们传译中国文化的方法。首先，早期许多西方译者英译《聊斋志异》时缺乏对原文的尊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会根据西方的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自己的翻译目的及读者的接受习惯来任意操纵原文。例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译介《聊斋志异》是为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他将《聊斋志异》塑造成一本宣扬“异教信仰”的书籍，并大幅改写原文的情节和主旨。英国汉学家禧在明在其编著的经典汉语学习教材《中文学习指南》（The  #p#分页标题#e#http://ukthesis.org/Thesis_Tips/lxslwfy  Chinese Languageand How to Learn It）中选择了 14 篇《聊斋志异》故事作为课文，并将它们翻译成白话和英语。禧在明编撰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想学习中文，但积极性被望而生畏的教科书打消了的人的需要”[4]，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大幅度改写原文，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例如，《聊斋志异》中《瞳人语》的第一句“清明前一日，偶步郊外”，就被禧在明改编成了“有一天，方栋在书房里用功，忽然想起今天是清明节了，逛去的娘儿们必多，我何妨也去逛逛。他随就出城，跟着娘儿们的人群儿里慢慢的遛打着走”。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耶·德莫朗为了使自己的译文符合他心目中文学翻译的标准，几乎是借翻译之名而行创作之实，他的《聊斋志异》译文基本上是再创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红毛毡》的翻译，原文情节简单、篇幅短小，他翻译时增添了许多复杂的情节，译文长达千余字。其次，早期西方译者主要采取符合西方文化习惯和读者接受习惯的归化策略传译中国文化，主要体现在两种翻译方法上。其一，他们采取“释意法”，只译出文化负载词的含义，舍弃其中的中国文化意象，例如，邝如丝将“相如之贫”译成“extremelypoor”、翟理斯将“衙官屈、宋”译为“talented schol-ar”。 其二，他们采取“替换法”，在译文中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西方文化意象替换中国文化意象，以博取读者的认同，例如，翟理斯将“秀才”、“举人”和“进士”分别译为“bachelor’s degree”,“master’s degree”和“doctor’s degree”；将“月殿仙人”译为“Cynthia”；将“管仲”和“鲍叔”译为“Pythias”和“Damon”等等，不一而足。《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文化多元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一方面，西方学者开始反省“西方中心主义”，开始关注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共存，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古老的中华文化因其自身所蕴涵的优秀内容而成为西方学习和借鉴的重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针，中国学者开始以一种自信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这一时期的译者英译《聊斋志异》时大都能遵循“文化多元化”时代所提倡的“文化和合”观，坚持在中西文化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平等交流，翻译策略上多选取一种能最大限度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化”策略。当代译者的“异化”翻译策略也可以从他们对待原文的态度和传译中国文化的方法上体现出来。首先，绝大部分当代译者翻译《聊斋志异》时比较尊重原文，在翻译过程中很少有根据西方的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自己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的接受习惯来任意操纵原文的现象。其次，他们大多采取能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语言文化色彩的翻译方法来传译中国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中国英语”翻译《聊斋志异》中文化负载词。“中国英语”就是“以国际规范英语为核心，把中国独有的文化、事物、意念和传统等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传入国际(英语)世界，同时也融入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如别有风味的词汇、句式、认知方式及行文手段”[5]。在翻译中使用“中国英语”，一来对英语的发展有利，二来有利于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保持其独立性和独特性，因而既为西方读者和译者所接受，又备受中国译者青睐[6]。《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文化负载词通过“中国英语”这种方式进入了英语文化系统，并为英语读者所接受。例如，“秀才”、“举人”和“进士”是《聊斋志异》中经常出现的三个中国特色词，当代大部分译者采用“中国英语”这种方式，将它们译为“xiucai”,“juren”和“jinshi”。二是用直译加注的方式翻译中国典故，这样既在译文中保留了中国文化色彩，也照顾了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例如，当代译者将“衙官屈、宋”翻译成“you are good enough to lord itover famous poets of antiquity like Qu Yuan and SongYu”、“相如之贫”翻译成“as poor as Sima Xiangru”，并为它们添加了适当的注释，而不再采取早期译者的“释意”方式。#p#分页标题#e#
 

二 “归化”和“异化”是辩证统一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及内部各要素、环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就要求我们用辩证的而非片面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联系的而非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它们之间存在斗争性的一面，即它们之间会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同一性的一面，即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总之，它们不是处于一种静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归化”和“异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表现为“归化”和“异化”的使用互为补充，而非极端“归化”或极端“异化”。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一个时期而言，“归化”和“异化”互为补充，交替使用；二是对某一位译者而言，“归化”和“异化”的使用互为补充，交替出现。首先，对某一个时期而言，“归化”和“异化”的使用互为补充。仍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前文讲到，《聊斋志异》英译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一个时期，受“西方中心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归化”是早期《聊斋志异》英译者采取的主流翻译策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有部分译者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如俄国汉学家布兰特英译《聊斋志异》时就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首先，他翻译《聊斋志异》时比较尊重原文，不像同时代的其他译者那样采取删减、增添、改写等各种方式随意操纵原文；其次，他翻译《聊斋志异》中的文化负载词时尽量采取能保留原文文化色彩的“异化”翻译策略，如将“嫦娥”译为“Chang’e”、将“关帝”译为“Kuang Di”，而不是像同时代的其他译者那样采取替换文化意象的方法。在《聊斋志异》英译的第二个时期，受“文化多元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异化”是当代《聊斋志异》英译者采取的主流翻译策略。但是，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译者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如旅美华人宋德利先生 2008 年翻译出版《聊斋志异》译本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就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他翻译《聊斋志异》中故事的标题时，会根据故事内容采取意译方法，如将《云翠仙》翻译成 Punishment，将《小翠》翻译成Repay Kindness 等等。此外，对于《聊斋志异》中的文化负载词，他基本上是采取省略或释意的方式，如他将“后来桑生乡试得中，成为举人，家境日益富裕起来”译为“Later on, Sang’s life became   #p#分页标题#e#http://ukthesis.org/    better andbetter”，直接省掉了原文中“乡试”和“举人”两个文化负载词。其次，对某一位译者而言，“归化”和“异化”的使用互为补充。任何一名译者都不大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极端“归化”或极端“异化”。早期的《聊斋志异》英译者中，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是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但即使是他，英译《聊斋志异》过程中也会适当地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其典型的例子是他在译文后添加了大量的注释，用来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文化。当代的《聊斋志异》英译者中，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和梅维恒旗帜鲜明地赞同“异化”翻译策略，并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他们翻译《聊斋志异》时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但是，我们在他们的译文中也可以见到“归化”翻译的影子，如他们将“秀才（廪生）”、“举人（孝廉）”和“进士”译为“Bachelor”“，Master”和“Doctorate”。总之，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中国典籍英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典籍英译中翻译策略的选用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我们研究早期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活动时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研究他们的翻译活动时应该紧密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不能简单地批评他们过度“归化”。其次，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之间不是静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翻译实践工作者应该避免极端“异化”和“归化”，根据准确传达原作文化信息的要求使用好不同的翻译策略，而不是机械地一成不变地强调某种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