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网络媒体中的股吧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以东方财富股吧为数据来源,进一步依据其信息语调划分为负面媒股吧舆论和非负面股吧舆论,将其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1绪论
1.1研究背景
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的前期财务报告差错被纠正,进而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行为。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在1991年以《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颁布实施为标志。该准则第一次提出会计差错的概念,但该准则只要求企业在报表附注中披露会计差错,因此该项措施仍存在相当的弊端和漏洞。TCL在1998年配股过后在1999年出现巨亏,2000年实现微盈利,而其在2001年主动进行追溯调整,公布其在2000年少提坏账准备和少提存货跌价准备,这种为了实现盈利而调整使以往年度大亏的做法引起了媒体和监管机构的注意。可以看到,企业可能处于某些自利的机会主义动机或是为了避免连续亏损导致的股票特殊处理而利用追溯调整来操纵会计信息。针对这次事件,证监会在2003年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提出“公司应当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方式及时披露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这也是财务重述制度的萌芽阶段。而财务重述制度正式确立是以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2007年1月1日实施)为标志。该准则首次正式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将会计准则与监管法规配套实施,以往的追溯调整法在进行财务重述时不要求重新编制过往的财务报表,尽管过往的财务报表可靠性不佳但公司依然可以不加附注披露;追溯重述法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调整,在需要财务重述的情况下,该准则要求公司将修正的报表与原报表共同披露在官方网站上,便于比较,避免信息误判。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中,财务报告是上市公司比较直接且重要的信息披露渠道,而重述的行为则意味着公司承认了过往在会计处理上存在一定的疏忽或是有一定舞弊的倾向,这会使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度下降,认为其能力不足或是存在欺瞒行为,从而对该公司的信心下降。从整体市场环境来看,财务重述代表着公司以往公布的会计信息有效性不足,这种低质量的反馈会扭曲财务信息的定价和治理功能,反映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因此,通过某种机制减少公司财务重述的行为是很有必要的。
1.2研究意义
财务报告是投资者获取上市公司信息重要的途径,也是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财务重述是对过往会计信息更正的过程,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信任度,且可能引发公司股价下跌、高管变更、诉讼等不良影响。法律固然是一种强有力的保障,但仅靠法律是不够,本文从法律外制度因素——网络媒体为切入点,以其中的财经类媒体,东方财富股吧为数据来源,考察其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1)现实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已逐渐成为除了政府、市场之外的资源配置的一股强大力量。而随着互联网的高度普及,媒体的传播形式逐渐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转化为网络形式,网络媒体因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和迅速的传播速度,使得媒体这一信息中介能将迅速将信息覆盖到更多的受众。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媒体更易在信息背景下形成话题的讨论,舆论的发酵,这是传统的媒体不具备的。对投资者而言,股吧不同于微博、短视频等更偏向娱乐的新媒体形式,它是一种既可以满足投资资讯需求也可以满足社交资讯需求的信息获取渠道。而在同期的产品中,东方财富股吧的发展领先于同花顺、新浪股吧等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因此,东方财富股吧舆论对公司治理可能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且股吧这种媒体形式可以借助互联网实时通信和互动的功能对那些一般来说处于信息劣势的外部利益相关方提供平台,产生某种意见的共鸣从而可能影响到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决策(王丹等,2020)。
以往的研究中(李培功等,2010;孔东民等,2013)都表明传统纸媒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功能,而网络媒体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较少,网络媒体能否扮演同样的外部监管角色仍是值得探讨的。传统的媒体如报纸、电视等更倾向于是单向的、中心化程度高的媒介,而网络新媒体时代中,股吧、微博等新媒体旨在提供信息交互的平台,从而使得信息信息传播交互更为及时,信息内容也易由民众进行选择和扩散(王丹等,2020)。而后本文加入用户互动参与水平的探讨,以往的研究较多只考虑了媒体单方面的影响,而忽略了信息接收方与信息发出方的互动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丰富完善了公司治理领域的文献。通过该研究,能够为政府、媒体和企业提供新的借鉴。媒体本应处于独立客观的第三方,应更好地发挥信息传递的功能,减少信息不对称,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而政府不仅要关注发达的网络媒体带来的影响,还可以关注民众互动参与引发的信息甄别作用,更多捕捉那些引起更多舆论讨论的信息源,有的放矢,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文献综述
2.1财务重述
2.1.1财务重述的动因
通过整理过往的文献资料,本文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
第一,代理问题与财务重述。代理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热门关注点,基于现代产权制度下的两权分离背景,代理问题通常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拥有控制权的股东与拥有经营权的经理人存在利益冲突,而基于经济人的假设,两者都会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二是两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Beneish et al.(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会出于自利的动机而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从而引发了公司的财务重述,即在那些由财务重述导致的内部交易中,管理层很有可能在高估盈余时将其自身持有的股票卖出或者行使股票期权。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的研究显示当CEO的薪酬与股票或期权结合更紧密时,他们更有可能操纵财务信息来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Frieder et al.(2006) 也表明了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经理人报酬计划会使得经理人操纵财务报告以获取私有收益。高芳(2016)的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着重考虑了管理层代理问题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在考虑了代理的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之后,该文选取了管理费用率,即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作为管理层代理问题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与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
第二,公司特征与财务重述。一类主流的研究关注公司股权结构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于鹏(2007)研究了股权结构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具体从控股程度(是否绝对控股)与控股股东性质(是否国有企业)两个维度进行考量。结果表明,在股权分散以及是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较高,即该股权结构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程度较低,使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操纵从而引发了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贺建刚和魏明海(2012)的研究基于财务重述的视角,设置了重述公告日前15日到公告后30日内不同的窗口期,考察了控制权的差异对公司该段时间的市场累计超额报酬的影响,结果表明无显著差异。但在加入地区媒介环境因素的变量后,结果表明媒介功用较低的地区,控制权的提升会加剧公司负向的治理效应,肯定了媒体对约束大股东滥用职权的积极治理作用。马晨和张俊瑞(2012)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重述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U型关系,他们着重从管理层错报的动机与内部监管的共同作用进行考察。具体体现为持股比例较低时,协同作用占据主导作用而持股比例较高时,堑壕效应起主导作用;另外,两职分离或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本身对财务重述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两职分离的情况下,管理层持股的利益协同效应更能得到发挥,从而抑制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
2.2媒体关注
2.2.1媒体关注的影响
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中介,除了传递信息,其自身也在社会中扮演了更多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力量的崛起使其成为除了市场、政治之外的资源和财富配置机制。现有的文章中,主流方向之一研究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股价的影响。Lily和Joel(2009)就表明信息传播的范围会影响股价,具体体现在较少被媒体披露的公司股票的超额收益比那些媒体关注较多的股票要高,这种现象在那些较小的股票中表现更为明显。Engelberg和Parsons(2011)进一步区分了是媒体报道的内容本身还是媒体这一角色对资本市场中公司的决策会有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当地的媒体报道对本地市场交易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且与本地媒体报道的时机选择也有关系,总体证明了媒体偏见的存在。
另一类研究方向则关注了媒体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现有的研究中很多都表明媒体在公司治理中能起到正面的影响。Dyck et al.(2008)用俄罗斯的样本肯定了媒体报道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他们发现投资基金的游说会增加媒体对违反公司治理相关规定的报道,同时这种报道也增加了公司违规后改正的概率。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媒体对公司的曝光能够显著提高公司违规改正的概率,进一步将媒体分为政策导向性媒体和市场导向性媒体两类,则发现这种效果在市场导向的媒体中更为显著;最后则证实这种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介入实现的。沈艺峰等(2013)的文章则对媒体类型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有超越广播、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趋势,因此他们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角度,关注网络舆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事前定向增发预案遭到反对的公司事后的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且被审核机构通过的概率也显著降低,从而证明了网络媒体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23
3.1 理论基础 ...................................... 23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3
3.1.2 代理理论 ............................ 24
4 研究设计 .................................... 30
4.1 样本选取 ............................. 30
4.2 变量度量 ................................... 30
4.3 实证模型 ............................. 33
5 实证检验 ............................................. 34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4
5.2 相关性分析 ................................. 37
5.3 实证分析 ...................................... 40
5实证检验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描绘了本研究样本中,我国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情况。
表2中Panel A,依据年份进行统计,可以看到,在2011-2020年的样本期间,重述公司比例超过40%,并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公司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比较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这一比例高达86%,这一数值明显区别于其他年度的数据,因此本文对此进行了细分研究,发现在2019年进行重述的公司中,有超过80%是因为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财务重述,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公司会计政策、会计科目进行相应变更。因此当年的异常值推测跟该政策相关。
6结论
财务重述现象干扰了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的定价和信息传递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治理情况存在缺陷。而媒体作为逐渐兴起的“第四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传播形式、速度、范围都有了变化。区别于传统的报纸、广播等媒体,互联网媒体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广的传播范围,同时,它具备实时的信息交互功能,使得舆论能更快地形成。
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网络媒体中的股吧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以东方财富股吧为数据来源,进一步依据其信息语调划分为负面媒股吧舆论和非负面股吧舆论,将其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探讨其对公司财务重述可能的影响。因为财务重述是对过往问题的重新陈述,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的股吧舆论数据为t-1年,而财务重述数据为t年,以此构建回归模型。经过数据整理,筛选掉缺失值及匹配对应数据后,共获得11538个观测值。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于以往对传统纸媒的研究(李培功等,2010;戴亦一等,2011),在没有区分媒体语调的情况下,股吧舆论引起的总关注度对公司发生财务重述可能性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区分媒体语调后,负面股吧舆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可能性呈负相关关系,而非负面媒体关注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可能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负面的媒体报道更能对公司起到监督作用。一方面,人们更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煽动,从而对被报道的公司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负面的报道也更容易引起相关监管部门和行政机构的介入,从而减少公司管理层不当行为的动机,进而降低了财务重述的概率。然而对那些发生了财务重述的公司而言,股吧舆论对其重述的次数却不再具备显著影响。这表明股吧舆论仅对财务重述由0到1阶段的发生可能性具备显著效果。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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