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写金融论文范例：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协调实证研究

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结果显示，东部区域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互动关系较强，中部区域处于互动关系有待进一步提升，西部与东北部区域互动关系弱。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新时代新环境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出现并在全球蔓延，使本就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逐渐显露出来，世界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我国宏微观经济正面临着较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从前采用的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日渐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国家需要找到新动能以支持和鼓励创新型经济发展，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在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转变，从最初的粗放型慢慢地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创新创业型企业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支持国家发展重点产业、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也对未来金融体系业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这些企业的发展往往面临着资金需求量大、风险高以及市场认可度低等问题，因而难以吸引到充足的资金。为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持续对政策不断地进行调整持续优化，面对有限的可利用财政资源，对财政投入方式进行创新，利用政府引导基金多种建立形式，发挥杠杆效应撬动闲置社会金融资本持续融入，对国家相关行业的重点领域进行资金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引导基金随着形势而出现，并且各地区都开始设立，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持续的规范，基金管理模式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完善，发挥在企业以及产业上的扶持作用越来越强，让自身功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不仅为创业投资提供了资本供给，而且还作为重要创新工具，不断推动各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促使传统产业进行升级。

目前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新机遇逐渐显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前，要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融入到实体经济，加快两者融合深度与广度，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政府引导基金方面进行研究的Cumming等（2013）、Brander（2014）以及中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杨敏利（2015）通过不断地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引导基金可以发挥引导效应作用私人创投。Cumming等（2013）通过收集1995—2010年这个时间段美国的相关数据，并将所形成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基础，认为SBIR对创业企业所获得资金支持的总量方面上与创投市场现存的规模之间存在着明显正相关。而后不久，Brander（2014）把25个国家作为样本根据其2000—2008年里面的创业投资市场进行了数据上的收集，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引导基金在创业投资市场之中和私人创业投资具有的规模大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不过少量创业企业能够在私人创业投资方面的规模形成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杨敏利等（2015）把创业投资方面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收集其在2013年之前的相关数据，得出城市如果有成立政府引导基金，那么其在创业投资募资方面具备的规模和对于创业投资机构在数量上的新增等方面相比于不具备政府引导基金的城市都存有优势。

从另一方面来讲，国外学者之中Wallsten（2001）、Macintosh等（2006），和中国学者杨大楷等（2012）根据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产生挤出效应并作用于私人创业投资。Wallsten（2001）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县城层面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表明SBIR在投资额方面的变化与私人创业投资方面的规模变化之间具有负向关系。Cumming等（2007）根据研究结果得出LSVCC的设立不仅有碍于创业投资方面的增长，产生的挤出效应还在私人创投资本上发挥作用。杨敏利等（2014）基于创投市场层面作为研究视角以中国部分省市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根据研究结果认为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在政府引导基金和资本对于创业投资供给两者之间。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政府引导基金的概念

如今，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相关的定义已经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文字表述。我国开始于2002年位于中关村设立了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以此作为起点，在2005年11月的时候，国家之中的十个部委一同发布了《中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就有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等，该文件首次指出“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08年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之中提到政府引导基金应该具有：

1.成立政府引导基金应该不要把营利作为主要目标，而是要依托政府资金产生引导作用，持续地将社会资本引进来并融入到双创企业、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产业升级发展领域。

2.政府引导基金由政府主导，需要坚持维持市场化运作，并不是以财政拨款、利息方面的补贴或风险补贴式等的无偿方式进行运作。采用市场化方式对政府引导基金需要扶持的对象进行选择，不再是通过行政主管部门采用“带帽钦定”形式的选择，而是政府引导基金方面的管理机构要基于市场上的形势，然后再进行各个方面综合性的考虑，主要从承担的风险、产生的收益和能否实现政策目标等作为入手点进行衡量。对于使用方式要求基于“有偿使用”原则，这种形式更有助于经过筛选后所选择的创投企业能够加大财务约束力度。为了更好的实现政府引导基金运作目标，政府一般不参与日常的投资决策，主要通过竞争的方式选择专业管理人，并将管理权移交由基金管理人。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政府引导基金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在上个世纪初期，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rthur CecilPigou）对于经济之中存在的外部性理论进行了相关阐述，经济主体在从事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非市场性影响，就是指经济主体行为形成了一定水平上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由于市场性造成的，而是由于外部性所产生的。其中，外部性也分为正外部性影响和负外部性影响。正外部性是对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之中其行为对社会或个人的产生了正向收益而。负外部性是对于经济活动之中经济主体的相关行为为社会或个人造成了损失。

经济外部性可能造成了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对经济主体进行理性方面的假设之后，当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给予社会形成正外部性时，但是如果这项活动产生的收益小于成本，那么其就要选择停止从事该经济活动，并且社会整体在当正外部性的存在时，其能获得的相关收益却不用付出对等的代价，那么资源的配置上就将出现失当；从另一个角度讲，当经济主体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给予社会形成负外部性时，如果其可以收到的私人获利高于成本，而相对于社会之中的其他经济主体就需要额外承受损失，那么同样会产生资源配置失当。对于资源不合理配置而产生市场失灵方面的现象，就是指市场没有在商品和劳务上进行有效率地分配。于是，这个时候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介入并有效地调控，采取强制手段对于收益和成本上进行平衡，发挥其所具备的经济职能。

对于创投机构以及创业企业都被认为是理性的经济主体，且两者都将收益最大化作为前提条件下，并且创业投资过程与创业过程都存在正外部性，所以这方面的经济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在创新方面的能力，但同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投资风险存在让创业投资企业对于其所可以实现的收益小于付出成本。如此就创业投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实施存在缺乏动力的结果，所以社会上达不到最优水平，这样就形成了市场失灵的情况，并且对于这种现象进行纠正，那么政府引导基金方面的需求也就不断增长。

第三章30省域间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现状剖析.........25

第一节30省域间政府引导基金现状剖析..........................25

一、政府引导基金现状分析.............................25

二、政府引导基金存在不足..........................31

第四章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的绩效评价...............41

第一节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构建...................41

一、构建依据....................................41

二、构建原则..............................41

第五章30省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协调实证研究...49

第一节数据收集及处理............................49

一、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49

二、各指标权重计算...........................49

第五章30省政府引导基金与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协调实证研究

第一节数据收集及处理

一、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

本文研究时段为2013—2020年，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故选取全国其中30省为样本区域。数字化转型与政府引导基金子系统数据均来源于2013—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各省年鉴或统计公报等，缺失数据通过线性填值法补全。此外，保险深度、金融效率、金融发展程度、财政自给率、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六个指标需要在公开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前述公式和方法，通过计算与整理后得到。

30省政府引导基金都在持续支撑地方经济发展，但30省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效应存在较大差异，2013年30省政府引导基金存在一定差距，评分高的地区有北京、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四川和山东，分别为0.1773、0.1763、0.1695、0.1398、0.1360、0.1297和0.1226，除四川外都为东部区域，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金融环境为政府引导基金发挥效用提供基础；评分处于中等水平的有福建、辽宁、湖北、陕西、安徽、天津、重庆、云南、河北、山西、江西、宁夏、贵州、黑龙江，分别为0.1023、0.0942、0.0929、0.0923、0.0921、0.0892、0.0878、0.0867、0.0866、0.0853、0.0800、0.0796、0.0719、0.0712，其中省份大部分为中部区域、西部区域、少部分东部区域和东北部区域；评分处于低水平的有新疆、海南、青海、河南、吉林、广西、湖南、内蒙古、甘肃，分别为0.0711、0.0694、0.0685、0.0661、0.0626、0.0559、0.0541、0.0523、0.0475，其中省份为部分西部区域和东北部区域。可知目前东部区域总体上领先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区域。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主要结论

数字经济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在开启重大的时代转型，推动政府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再造、经济结构的重组、生活方式的改变。

但是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些许阻碍，不仅受制于地区内部的限制，还受着外部环境影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需要资金的支持。政府引导基金不仅能对数字化转型中的产业进行支持，还能发挥引导效应和撬动社会资本持续融入，能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在完善数字基础，突破地区限制。本文先进行了机理分析，建立相应指标体系，通过收集根据2013年—2020年的30个省数据，在理论分析上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东部区域数字经济基础与金融环境较好地区，在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有效发挥效应，支撑经济发展，促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随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持续推进，政府引导基金的第二次撬动社会资金融入，相互促进效应明显。

（2）中部地区有较好数字经济基础，随政府引导基金不断设立和加强，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政府引导基金相互促进效应逐渐显现。西部区域数字经济基础薄弱，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较小，东北部区域有一定的数字经济基础，但政府引导基金有限未形成规模效应，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政府引导基金相互促进效应不明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