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构建数字技术应用-双元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理论模型。运用双元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将数字技术应用、双元能力、环境动荡性与突破性创新能力放在同一框架下,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展示了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获取的外部资源通过双元能力转化为突破性创新能力这一过程。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突破性创新是在技术与市场两个维度上均取得重大变革的创新活动,往往能够引领技术的发展方向,在技术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至关重要[1]。特别是在美国去全球化并对我国科技进行打压的艰难处境下,突破性创新是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破解“卡脖子”问题,实现反超的一把“利刃”。对于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破性创新能够为企业建立“护城河”,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2,3]。例如华为公司,在5G通信技术研发领域所拥有的突破性创新成果,不仅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市场份额,并且保证了企业在5G通信领域的龙头地位,为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赢得了主动权。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逐渐成为后发国家追赶型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对后发国家场景下的突破性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了企业利用数据驱动创新的能力[5],依靠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迎来突破性发展与创新。《华为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受益于数字化赋能,2018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突破7212亿元,实现同比增长19.5%[5]。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对企业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反复的停工,给不少企业带来重大损失。企业在此情境下,努力寻求减少停工的方案,而数字技术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选择。例如,企业通过配置数字机床,再结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就可以实现良好的生产效果,并且可以大幅减少人工的使用,即“无人车间”的形成,在实现生产目标的同时也落实了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3年的疫情防控促使大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技术的应用,部分没有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也在摸索适合企业发展的数字技术应用方案。因此,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现如今,国际环境动荡变化、科学技术加速迭代、消费需求日新月异,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跌宕起伏。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下,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1.2.1 研究问题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难以通过现有知识、资源实现突破性创新。而现实场景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应用获取异质性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率。通过查找文献,关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实现突破性创新的研究还较少。因此,基于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本文提出如下问题:
(1)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关系如何。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成熟,加快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物联网等技术收集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之后再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能够发现运营过程中有待优化的问题,并且还有可能在分析结果中找到企业新的增长点,例如通过对用户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用户新的需求点或现有需求的转化趋势。另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环境中的大量信息,并且还可以基于这些信息,精准识别出企业所需的异质性资源。而大量的异质性资源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
(2)双元能力在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中存在什么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扩充现有资源储备,既包括对企业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的搜集,也包括从企业外部环境中获取的异质性资源。但资源需要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也更加有助于企业发展。而双元能力可能就是有效处理数据、异质性资源,从而使异质性资源成为企业掌握的、可充分利用的一种要素的重要能力。双元能力中的利用能力,可以有效地利用企业现有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而双元能力中的探索能力,则可以通过实验、学习等方式将异质性资源内部化,进而不断增强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最早由Penrose[27]提出,其认为企业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体。至1984年Wernerfelt[28]提出企业收益与资源位置壁垒、资源属性和隔离机制有相关性,对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贡献,资源基础理论初具雏形。经过几年的发展,直至1991年,Barney[29]发表论文《企业资源与持久竞争优势》,该文章系统研究了资源产生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四个必要条件: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即“VRIN”框架,此论文也被认为是资源基础理论的重要奠基。之后,学者在VRIN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资源基础理论,提出VRIO框架——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型性和组织利用性[30]。然而早期的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竞争优势来自于自身所具有的异质性的资源的静态视角,对如何获取异质性资源未加考虑[31]。但是由于环境的日益复杂、快速变化,这种静态的资源基础观点与实践产生了脱节,对于解释企业如何维持竞争优势表现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学者便开始关注从动态的视角研究资源基础理论,例如Teece等[32]提出动态能力观,促进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积极响应外部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运营状态的一种能力,弥补了传统资源基础理论未回答的企业如何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异质性资源的局限。
经过多年的发展,资源基础理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向海燕和李梦晨[33]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美的集团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基础与动态能力理论,深入探究了资源基础与动态能力的耦合与协同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肖静华和李文韬[34]以美的集团、索菲亚家居、三一重工、酷特智能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以资源变革为理论视角,探讨了智能制造通过改变资源特征,进而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余珮和李珉迪[35]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基础观出发,运用事件研究法,实证分析了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对发起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2.2 数字技术应用
2.2.1 数字技术应用的内涵及测度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社交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数字技术成为学术界与企业界关注的重点。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早期,Korner和Zimmermann[39]认为数字技术是信息通讯技术及相关配套的通信基础设施的结合。之后美国IT专家Tapscott[40]提出数字技术便是互联网技术,并预言互联网技术将对企业的生产运营活动产生重要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Fitzgerald等[41]认为数字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兼容性和渗透性较强。Nambisan[42]认为数字技术包括三个不同但是具有相关性的元素,即数字组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郭海和杨主恩[43]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数字技术包括三个部分:物理部分(数字硬件等),逻辑部分(网络连接和操作等),结果部分(数据和基础设施等),是改进了的信息通信技术。田秀娟和李睿[25]认为数字技术是基于计算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逐渐发展演化而来,其本质是识别、转化、存储、传播和应用各类信息。在企业实践中,具体包含三项关键的数字化技术:(1)虚拟化系统,如云计算;(2)嵌入式分析系统,如大数据技术;(3)移动系统,如智能手机、物联网[44,45]。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数字技术应用界定为企业应用三项关键数字技术(代表虚拟化系统的云计算、代表嵌入式分析系统的大数据技术,代表移动系统的社交媒体)的程度。
关于数字技术的特征,学者们根据数字技术发展情况的不同阶段总结得出。Yoo[46]概括了数字技术的七个特征:可编辑性、可感知性、可寻址性、可记忆性、可沟通性、可联想性、可追溯性。王海花和杜梅[14]认为数字技术具有四大特征:可编辑性(允许其他企业访问和修改)、可扩展性(以较低成本处理大量业务)、开放性(允许其他企业参与和共享)和关联性(利用多主体连接与互动)。郭海和杨主恩[43]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数字技术的十大特征并将之分为四大功能类别:计算类、通信类、连接类与应用类,如表2-1所示。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24
3.1 数字技术应用与突破性创新能力 ............................ 24
3.2 双元能力的中介作用 .......................... 25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9
4.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29
4.1.1 问卷设计 ...................................... 29
4.1.2 变量测量 ..................................... 29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 35
5.1 信度和效度分析 ..................................... 35
5.2 假设检验 ................................ 35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6.0与Amos 25.0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信度,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0.8,大于0.7的可接受阈值,表明量表的稳定性较好,确保了量表信度。另外,使用SPSS 26.0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KMO统计量为0.908,大于0.80,Bartlett球形检验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适合用于因子分析,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所有特征根均大于1,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76.903%,整个因子结构清晰,符合效度的基本标准。
接着,本文使用Amos 25.0得到全模型分析结果,X2/df=2.390<3,RMSEA=0.079<0.08,IFI=0.928>0.9、TLI=0.916>0.9、CFI=0.927>0.9,各指标均在可接受的阈值范围内,说明模型适配良好。而后,使用Amos 25.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分析结果表明,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各变量AVE大于0.5,CR大于0.8,聚敛效度理想(见表5-1)。另外,由表5-2可知,数字技术应用、探索能力、利用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性系数均小于所对应的AVE平方根,即说明各个潜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表明区分效度理想。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在技术快速发展、需求加速变化的“快节奏”社会,企业在既有技术轨道上通过不断更新迭代所获取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便会被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在原有技术轨道上进行裂变式的跃迁,实现突破性创新,进而激发消费者新的需求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现有需求,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构建起企业的“护城河”。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实现企业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基础便是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资源。而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成熟的数字技术为企业捕获、吸收、转化企业外部资源提供了有力帮助,并且在高效利用异质性资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在国家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政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应用数字技术。如何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应用的优势,帮助企业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是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应用和双元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考察了双元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本文采用223家企业的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等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技术应用对突破性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
(1)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深,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提升的幅度也将越大。企业在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费用,还能够助力企业搜索外部的异质性资源并精准合理配置资源,这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
(2)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升双元能力即探索能力与利用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应用捕获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大量异质性资源,而这些异质性资源一部分可以直接为企业所用,一部分需要通过加工处理才能与现有资源接轨。面对可以直接使用的异质性资源,企业通过利用能力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面对另外一些不可以直接使用的异质性资源,企业则通过探索能力,以实验等方式将这部分资源内部化为企业资源,丰富企业的异质性资源池,从而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
(3)在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中,探索能力的中介效应比利用能力的中介效应强。探索能力在这一机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丰富企业可以利用的异质性资源,实质上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利用能力在这一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是提高异质性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的是“高效与否”的问题。相较而言,“有没有”的问题是更为基础、更为关键的问题,发挥的影响作用也更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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