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探讨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其可能存在的机制和解释,并且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验证,后续分别对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做内生性检验,并按照收入、城乡、地区、性别比的高低做分组回归。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我国的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由国家统计数据可知,2021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11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万元。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平均达到了3.51万元,其中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分别为4.47万元与1.89万元。人们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的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实物资产占比将近80%,而金融资产占比仅仅有20.4%,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存在着过于向实物资产集中的现象。在金融资产内部,银行存款、银行理财等低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大部分,而股票、基金、债券等高风险资产占比相对较低,仅仅达到了11.1%,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存在居民的风险投资过于保守,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较高,高风险金融资产存在有限参与的问题。
第二节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结合我国当下的人口背景和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研究子女特征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首先对关于家庭金融的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因素与目前的研究现状,进一步从家庭中的子女特征出发,研究子女的数量与性别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影响的相关文献,并对文献做简要评述。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目前已有的理论提出研究假说,一方面,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消费也随之增加,母亲也会减少劳动供给时间,收入下降,从而使家庭的储蓄率下降,家庭在配置金融资产时会更加的谨慎;另一方面,当家庭子女性别为男时,父母一般会为儿子购买婚房,将资产大部分都配置到实物资产上,对金融资产也存在着一定的挤出效应。
其次,本文通过对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检验,验证上述假说存在,并进一步探讨其传导机制,子女特征会通过影响家庭储蓄率与家庭住房的套数进一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然后进行内生性分析,子女特征与家庭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的关系,因此分别以社区内子女的平均数量和家庭第一胎子女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进而替换被解释变量做稳健性检验,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按照城乡、收入、地区和性别比的高低分别进行分组回归,探究不同的分组之间存在的异质性,并尽可能寻找这种异质性产生的原因,根据前文得出的理论假说与最后的实证结果,系统归纳出本文最终所研究出的结论,并根据我国现在的社会背景,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金融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并根据最终的结论给出政策建议,补充家庭资产配置理论。
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第一节子女特征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文献综述
传统金融主要研究公司金融、资本市场等领域,而在2006年,Campbell第一次提出了家庭金融的概念,即家庭中如何配置家庭资产,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之间进行抉择,如何配置金融资产,如何在各种不同的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选择,确定高风险资产和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国内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相对迟缓,对家庭金融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结果,但依旧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在研究已经发现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的配置会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家庭层面、户主层面、社会经济层面以及家庭内部结构等等。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是梳理子女数量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则对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的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研究。
一、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献综述
目前,经济学家基于资产配置已经建立了很多家庭金融理论模型来刻画家庭投资者的金融行为,然而随着家庭金融微观层次调查的不断深入,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家庭金融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特征,解释了与家庭金融理论不一致的谜团,反过来又促进了家庭金融领域的发展,因此,国内外学者开始挖掘影响家庭资产组合参与以及配置情况的各项因素,从理论到实证都有分析,由于样本及所用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目前,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发展至今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家庭特征和人口特征为两条主线的理论体系,但具体而言,由于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数据库不同,理论方法与模型也千差万别,得出来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能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形成基本共识。
第二节相关理论基础
一、资产组合理论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用资产组合的均值和方差衡量资产组合的优劣程度,在承担既定的风险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收益最大,或者在确定的收益条件下承受的风险最小,也被称为最小方差资产组合,因此资产配置就是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这一投资组合对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讲,各种资产之间并非完全相关,因此家庭在配置家庭资产时可以多样化,“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以达到资产配置的最优。
二、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理性的经济人会根据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收入理性的安排自己的储蓄、负债、消费与投资以达到效益的最大化,根据Wells和Guba(r1966)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将家庭分为单身期、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单身期指的是青年男女从大学毕业到与伴侣结婚,这一阶段的青年人几乎没有经济负担、只有单身生活的年轻人、风险承受能力较高,形成期指的是从结婚到新生儿诞生的阶段,青年男女组成家庭但并未养育子女,一般也被称为“筑巢期”,成长期指的是家庭成员比较稳定的阶段,家庭规模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扩大,在这个阶段,家庭中青年夫妇要养育下一代和照顾上一代,也被称为“满巢期”;家庭的成熟期一般从子女独立到家庭退休,家庭成员的数量随着儿女的独立而减少,被称为“离巢期”;家庭的衰老期指的是家庭的成员只有夫妻二人,被称为“空巢期”。当家庭处于的阶段不同,其风险态度也存在着千差万别,也会影响其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广度与配置深度。
三、有限参与理论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普通居民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在既定的资产情况下,如何合理配置家庭资产,使持有的家庭资产能够获得最高的回报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一系列严格假说和条件下,最优的资产投资行为是将一部分资产适当投资到高风险金融资产上,具体投资的数量和比重要受到投资者个人的风险态度的影响(Markowitz,1952;Tobin,1958)。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都要远远低于最优值,甚至会出现完全不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现象,只把资产配置到无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情况,这也就是在家庭金融界一直存在的“有限参与之谜”现象。第三章数据选取与基准回归................................15
第一节数据来源于变量定义...............................15
第二节模型设定与基准回归...............................20
第四章机制分析与稳健性检验..................................26
第一节中介变量的机制检验.................................26
第二节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31
第五章异质性检验.........................................35
第一节收入异质性...................................35
第二节城乡异质性...........................36
第五章异质性检验
第一节收入异质性
在不同的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子女特征对家庭资产配置也可能会存在着差异,为了检验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我们将样本家庭按照收入水平从高到低排序并进行分组,收入的前10%视为高收入家庭,收入的10%-90%视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90%-100%视为低收入家庭,然后对不同的分组进行Probit回归与Tobit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表5-1是研究子女的数量和性别如何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由回归结果可知,从子女性别来看,在高、中、低三个分组样本数据中,子女性别对低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拥有男孩的家庭相对于那些仅仅拥有女孩的家庭将资产配置到风险金融市场上的深度下降幅度要高于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这可能是当家庭收入有限时,在某些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严重的地区,家中资源会更倾向于优先满足男孩的需要,从而对金融资产的配置产生了挤出,且由于低收入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绝对值较小,导致变动的幅度要更大。而在高收入家庭,子女性别的差异对家庭资产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在高收入家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导致的“资产选择”问题。
第六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主要结论
在三孩政策全面放开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研究背景下,家庭依旧存在“有限参与”之谜,本文通过进一步梳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资产配置理论,以子女特征——家中子女的性别特征和家中子女的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其可能存在的机制和解释,并且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验证,后续分别对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做内生性检验,并按照收入、城乡、地区、性别比的高低做分组回归,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所示。
首先,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会受到子女数量的影响,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相较于那些子女数量较少的家庭会减少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广度和深度。具体而言,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增加时,会导致家庭成员减少劳动供给时间以照顾子女,母亲甚至可能会面临劳动的中断,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减少导致收入下降,但由于子女数量增加,家庭必要消费支出却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家庭的资产安全,家庭会将资产更多的配置到银行存款等低风险金融资产上。
其次,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会受到子女性别的影响,由于不同性别的子女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的压力有所不同,且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养育不同性别子女的父母所面临的压力也会不同,这种压力会进一步影响到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自古以来“从夫居”的传统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男女在缔结婚姻时都由男性提供住房,男孩家庭为了使儿子能顺利结婚生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通常会集一家之力为其购买婚房,增加对实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比重,且在子女的适婚年龄阶段这种机制更为明显。
最后,地区适婚人口性别的失衡会加速这种“资产选择效应”,随着地区适婚人口性别比的升高,男孩家庭面临的婚姻市场的压力就越大,越要通过购买更大更昂贵的住房来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在性别比越高的地方,男孩家庭要支付的彩礼数量也越多,在资产配置中会降低自己的风险偏好,进一步挤压家庭的风险资产持有概率和持有比例。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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