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就政府层面、市场层面、产业层面角度,构建了影响医药制造业发展的区域创新环境前因要素组态。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如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提速快行,我国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科技创新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辟新领域、塑造新优势的重要力量源泉。为尽快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稳步迈进科技强国之列,国家坚持“四个面向”,坚定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科技创新有关政策的若干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法规规章。
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物质经济和生产力的客观变化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关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性论断,是现在和以后开展经济活动、拟定战略规划的主要参照。这一重要经济论断在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值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与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兴盛的关键主体,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承担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是关注科学技术创新、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产业。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普遍对医疗卫生愈加重视,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国家政策对创新支持力度日渐加强,中国医药制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将会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区域创新环境是影响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视和瞩目[1]。我国面积广大,疆域辽阔,目前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大,各省级区域创新环境也有明显差异。为了促进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各省份的区域创新环境,迫切需要学术界将各个省级区域纳入研究样本之中,以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针对性建议。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1.2.1 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背景,结合文献回顾,本文将区域创新环境从政府、市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了划分。一方面,区域创新环境是影响医药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层面、市场层面、产业层面的区域创新环境要素如何相互协作共同作用于制药业绩效结果,其具体驱动路径仍是“黑箱”;另一方面,对于十九大重要经济论断提出前后两个时段,驱动医药制造产业高水平绩效的组态路径,其如何演变,也尚不清晰。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以各省份医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将针对以下三个关键问题进行研究:第一,区域创新环境各个层面的要素是否构成了制药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其中制药业绩效结果具体包括制药业高水平财务绩效和非高水平财务绩效,以及制药业高水平创新绩效和非高水平创新绩效。第二,区域创新环境的政府、市场和产业各个层面要素之间怎样联动匹配,共同作用于医药制造产业绩效。第三,比较十九大重要经济论断提出前后两个时段,区域创新环境各个层面要素并发的条件组态怎样变化,多重因素的组合路径怎样演化,以形成高水平的制药业财务和创新绩效。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资源基础观相关研究
2.1.1 资源基础理论
尽管资源基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但是就单一省份区域的产业层面而言,其规模与企业集群没有质的差别。省际产业与企业集群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持,并受到稀缺性资源的制约,也需要通过资源进一步谋取竞争优势。所以,资源基础理论作为一个在多个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理论,它同样可以用于指导省份级别的产业发展。
梅诗晔和刘林青(2018)[4]将资源基础理论应用到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的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中。毛凯丰(2017)[5]基于资源基础观,探究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产业的选择问题。吕竑和苏昕(2013)[6]将资源基础理论运用到我国城镇化建设研究当中。葛京和席酉民(2000)[7]运用资源基础观分析了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问题。以上这些代表性研究都表明了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外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征,能够广泛应用到产业、集群、企业等多个研究领域中。
(1)资源基础观的兴起
Penrose是最早认识到资源对组织竞争地位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企业成长论》被后人视为资源观相关研究的开篇之作。Penrose指出,一个公司的成长,无论是内部的或是外部的成长,也不管是通过合并、收购还是多样化的方式,公司的成长都是由其资源的使用方式促成的。Penrose(1959)[8]由此认为,企业都是由“生产资源的集合”组成的,只有当这些资源被利用到可以为企业提供潜在价值的服务或产品中去,这些资源才可能有助于企业提升竞争地位。其后,Rubin(1973)[9]提出,资源本身并没有多大用处,组织必须加工原始资源使其有用,而不仅仅是拥有资源。在Penrose和Rubin的基础上,Wernerfelt(1984)[10]率先尝试提出正式的资源基础理论,他认为,对于公司而言,虽然其绩效是产品直接驱动的,但终究是生产资源促进了公司业绩的提升。所以,公司为了获得高于正常水平的回报,应当关注市场热门产品的生产资源,建立起资源上的竞争优势。对此,Prahalad和Hamel(1990)[11]则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开拓和利用资源的性质,这使得通过资源来创造新产品成为了管理的主要职责。此处的资源是知识经验、技术手段、物资设备等广义上的资源。
2.2 制度基础观相关研究
2.2.1 制度基础理论
在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出现之前,战略管理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产业基础观(Industry-based view),以“五力竞争模型”为标志,认为一家公司在市场上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竞争的产业环境的特征[43];另一种是资源基础观,认为有价值的、独特的、稀有的、无法代替的资源[12],加上企业的动态能力[21],才能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高水平绩效。
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两组力量共同促进了制度基础观的兴起。第一组推动力量是由经济学家(如North[44])和社会学家(如DiMaggio、Powell等[45])开创的整个社会科学中广泛的新制度主义运动。制度通常被称为“游戏规则”。更正式的说,经济学家North(1990)[44]将制度定义为“由人类制定的对人类互动体系的约束条件”。社会学家Scott(1995)[46]将其定义为“一种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调节规范与认知活动”。根据正式程度的不同,North[44]把制度分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规章、条例和法律等,非正式制度是指宗教、伦理、道德、文化等。其中,文化是制度安排的基础和底层逻辑[47],文化往往被视为环境中“支撑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48, 49]。在正式约束失败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模糊性并为组织提供稳定性,非正式制度将施展约束效能[44]。与North不同,按照制约作用的大小,Scot(t1995)[46]把制度分成认知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强制性制度。尽管学科根源不同,但学者们在核心命题上达成了一个显著的共识,那就是制度很重要[50]。制度作为一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本规则,它在社会(如文化道德)、法律(如监管制度)、政治(如反腐倡廉)等多领域管理社会交易[51],减少不确定性并提供意义,为生产、交换和分配奠定了基础[52]。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22
3.1 经济发展论断 ······························· 22
3.2 理论模型构建 ································· 23
第四章 财务绩效的组态分析 ·································· 29
4.1 变量校准 ·································· 29
4.2 必要条件分析 ·································· 30
第五章 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 ································ 40
5.1 必要条件分析 ····························· 40
5.1.1 “论断提出前”时段 ································· 40
5.1.2 “论断提出后”时段 ····································· 40
第六章 多时段组态路径演变分析
6.1 财务绩效的组态路径演变分析
6.1.1 单个核心条件轨迹
通过多时段QCA方法,对比研究十九大重要经济论断提出前后两个时段的组态解,探索高水平医药制造业财务绩效在不同时段的条件组态是否发生变化,其路径构成是如何演化的。如果一个前因条件或多个条件组成的组态在多个时段中始终发挥主要作用,那么这个条件或者这个组态就是区域高水平制药业绩效在多时段的主导轨迹。如果某一前因条件或多条件构成的组态只在某些时段发挥核心作用,在其他时段作用不明显,那么此条件或者组态可以称为制药业高绩效的转折轨迹。在条件组态中,核心条件显著影响着高水平医药制造业绩效,然而边缘条件仅发挥着辅助作用。由于在论断提出前后两个时段,高水平制药业财务绩效没有对应绝对一致的前因条件组态,可见缺少高水平制药业财务绩效的主导组态轨迹。所以,本文为了研究两个时段形成区域医药制造产业高水平财务绩效的主要前因的演化轨迹,对条件组态中核心条件的变动展开了细致分析。
两个时段制药业高财务绩效的条件组态与路径演变如表6-1所示,有只在“论断提出前”或者“论断提出后”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条件转折轨迹,也有在两个时段均发挥主要作用的核心条件主导轨迹。由此可见,一方面要重视在不同经济时段始终发挥核心作用的创新环境的主导要素,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区域制药业高财务绩效的组态演化路径,关注创新环境的转折要素。在两个时段中,只有一个核心条件变量始终出现——市场活跃程度,这说明,市场活跃程度是两个时段医药制造产业高水平财务绩效的主导轨迹。若要实现区域制药业的高水平财务绩效,必然要求保持良好的市场活跃程度。此外,在“论断提出前”时段,政府资金支持是制药业发展的核心条件变量,但在“论断提出后”时段,政府资金支持是边缘条件或不出现,这表明,政府资金支持在“论断提出后”不再具有主导效应。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就政府层面、市场层面、产业层面角度,构建了影响医药制造业发展的区域创新环境前因要素组态。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区域作为研究样本,使用QCA方法,探究了这一经济论断提出前后两个时段的制药业高水平、非高水平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并分析了高水平绩效的组态演化轨迹,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对于制药业财务绩效而言,在“论断提出前”时段,产生制药业高水平财务绩效的组态有5条,其核心条件为政府资金支持、市场活跃程度;导致制药业非高水平财务绩效的组态有2条,其核心条件是“非政府资金支持”、“非市场活跃程度”。在“论断提出后”时段,形成制药业高水平财务绩效的组态有3条,其核心条件为市场活跃程度、产业经济规模、产业人才支撑和产业研发重视;而致使制药业非高水平财务绩效的组态有2条,其核心条件为“非市场活跃程度”、“非产业经济规模”和“非产业研发重视”。比较两个时段,制药业财务绩效由主要依托于政府层面和市场层面,转变为依托于市场层面和产业层面;政府层面创新环境发挥的作用有所减弱,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有所减少,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市场层面创新环境中,市场活跃程度是核心条件主导轨迹,比市场对外开放的作用更为显著,这正对应了我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对于制药业创新绩效而言,在“论断提出前”时段,形成制药业高水平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有4条,其核心条件为政府资金支持、产业人才支撑和产业研发重视;而导致制药业非高水平创新绩效的组态有2条,其核心条件是“非政府资金支持”、“非产业经济规模”。在“论断提出后”时段,产生制药业高水平创新绩效的组态有4条,其核心条件是产业经济规模、产业人才支撑、产业研发重视;导致制药业非高水平创新绩效的组态有3条,其核心条件是“非产业经济规模”。比较两个时段,产业人才支撑、产业研发重视是核心条件主导轨迹,始终是高水平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和核心条件。在“论断提出前”时段,制药业创新绩效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政府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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