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对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的更换、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以及固定个体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证明了通过不同的方法,本文实证结论依然保持不变。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在国家战略层面,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一直被作为重点战略来执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设数字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使各行业形成数字产业集群并具备国际竞争力。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战略的兴起成为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断催生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形态、新模式,加快推进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所以,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企业层面,为了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变化,保证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都会将数字化变革设定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核心,投入大量资金更新自身的核心系统和设备,积极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改造。外部环境的数字化为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铺平了道路。《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认为,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还加快了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重建。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通过转型实现其既定目标和成效,在现实中,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的企业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当下,如何推进企业的变革,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提高企业业绩,成为了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内在联系,学者们众说纷纭,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很有必要的,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企业数字化技转型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此外,由于行业差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和速度也有所不同。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以下几个大方面:成本费用的提高、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数字化组织架构的变革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所以数字转型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具有较大成本和风险的改革措施,其能否切实为企业带来绩效提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拟通过数字化转型为研究切入点,主要探究在当今社会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有何影响,同时丰富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内容。通过查阅关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对其影响路径机制的研究处于少数,同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局限于案例研究,选择实证研究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处于少数。与现有文献相比较,本文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以此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本文的实证检验研究,进一步引起广大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研究,使数字化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善,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参考,同时使学者重视信息化时代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风险。
第二,以ESG为视角,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融入公司商业模式,强化企业对外部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基于我国现有企业的基本状况,在已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的模型以及假设进行研究。作为一种更新型的企业治理方法,ESG更具全面性和大局观念,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从ESG的角度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管理人员找出适合自身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求在企业自身价值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取得发展。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数字化转型
Nicholas Negroponte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最早出现了“数字化”一词。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含义还未形成共识。Angeliki k(2017) 认为企业数字化就是通过引进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销售和管理等多个方面对信息技术进行运用,提升企业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给企业带来更多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价值[44]。Rais等(2018)认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就是通过引入新技术实现重大业务转型以及商业模式创新[45]。Fitzgerald等(2014)认为其是通过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诸如提升用户体验、简化运营模式、创建新商业模式等重大业务改造的过程[46]。曾德麟等(2021)提出数字化转型借助移动设备和云计算,搭建数字平台,变革传统的技术路径和组织模式,推动企业转型[47]。从组织变革角度,Olsen T (2020) 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就是集成数字化技术和业务管理流程,将企业各生产要素、关键环节进行数字化,从而促进业务流程的优化、生产方式的重组变革的过程[48]。Hess(2016)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会给公司业务模式带来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产品或组织结构的变化[49]。Vial(2019)将数字化转型视为组织变革的过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升企业内部运营效率[50]。总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就是以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创新和变革过程。
当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方面,定量研究很少,如何精准衡量数字化转型,成为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本文认为,公司年报中使用的词汇可以反映公司的战略特点和未来前景,并反映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发展以及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数字化转型。企业一般会通过在年报中来说明公司已经取得的数字化成果,或者对今后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进行部署,将企业良性发展的信息传达给投资者。因此, 本文参照吴非等人(2021)的方法,将年度报告中出现的词汇表的频率作为衡量企业数字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 [51]。
2.2 理论基础
2.2.1 资源基础观理论
资源基础观理论最早出现于1984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的 “企业的资源基础论”。资源基础观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所以企业如何进行资源分配,进而保持竞争优势成为了企业是否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该理论重视利用人力、物力、资金和声誉等有价值的资源,建立或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公司实现盈利。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企业的异质性主要受资源特性和资源获取途径的影响。从资源特性角度出发,企业要想保持资源的异质性和竞争性,必须具备“有价值”、“难以模仿”、“不可取代”、“稀缺”四大特性 [65]。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资源基础、能力基础和制度基础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了巨大的贡献,而资源基础又是能力基础和制度基础的前提[66]。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动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此时,企业需要有效实现资源配置,转换商业模式才能快速融入数字经济。相较于传统的生产要素,数字资源是一种新资源。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有效实施为突破现有物理资源壁垒、解决物理资源约束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地,企业可用资源增多,企业将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开发、调整和整合来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这将对企业绩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2.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出现于1984年罗伯特·爱德华·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出版的《战略性管理:一个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不仅仅包括公司的股东和投资者,还包括公司员工、上下游供应商、消费者以及政府社区等对公司运营活动和公司决策施加影响的所有相关人员。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9
3.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 ................................... 19
3. 2 ESG的中介作用 .................................. 20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 24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4
4. 2变量选取及说明 ..................................... 24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 29
5.1描述性统计 .................................................. 29
5.2相关性分析 .................................................... 30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本文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内容包括企业的数字化程度(Digital)、企业绩效(TobinQ)、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高管平均年龄(Mage)、高管学术水平(Edu)、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员(Per)、企业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公司是否亏损(Loss,若亏损记为0,否则为1) 、事会规模( 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股权性质(SOE)等变量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标准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1 所示:
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1所示。TobinQ均值为 2.007,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876与 7.809,说明不同企业的业绩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化转型的均值是0.5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2.14,表明我国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而且企业之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企业ESG表现均值为6.5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和9,说明我国企业整体ESG表现评级处于中等水平。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顺应潮流,借助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运用2012-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选用固态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次,采用中介模型研究数字化转型、企业ESG表现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文加入高管团队年龄、学历、海外背景等三个高管团队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路径。最后进一步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出相关结论如下:
第一,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会推动其绩效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驱动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数字化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通过采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等众多数字平台收集、存储和分析数据,为企业提供战略决策支持,已成为大多数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创新成功率的战略选择。面对新数字经济中技术和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推动组织变革,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
第二,从传导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ESG表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ESG表现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ESG是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框架,将信息技术融入企业管理和投资决策,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通行证。就企业而言,公司应重新审视内部治理,考虑如何在高级管理层任命、组织结构设计和员工培训方面充分发挥ESG对经济后果的积极影响,以积极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和“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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