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利用2011-2020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研究了管理层能力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探讨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内外部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效应,并且还探究了所有权性质、市场竞争程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管理层能力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异质性影响。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主要得益于两大“动力泵”的有力支撑。第一大“动力泵”是资源投入,第二大“动力泵”是效率提升,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受限于资源数量的有限性,资源投入并不能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全球能源危机出现以后,加之全球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资源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速度也有所减缓,第一大“动力泵”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对于国家来说,投资活动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对于稳定社会就业、优化经济结构以及增加资本积累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第二大“动力泵”被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提升投资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对于企业而言,投资活动是企业三大财务活动的核心,优化投资行为减少非效率投资能够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绩效,增加市场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然而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仍然在很多企业中普遍存在,对其经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还会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研究如何避免非效率投资并提高投资有效性至关重要。
企业管理层同时作为投融资活动的“导演”和“主演”,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执行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不同能力管理层的主导下,企业的投资有效性和收益率具有显著差异。有的企业在投资活动中频频失误,低效的投资耗费了企业的大量资金,导致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而有的企业在投资活动中表现出色,高效的投资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充足的现金流,还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由此可见,管理层能力的高低势必会对非效率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随着企业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高管团队建设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企业的重视。一方面,企业在高管团队成员的招募工作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委托金牌猎头帮助其寻求卓越的高级管理人员,并向其开出丰厚的薪资福利;另一方面,企业不断加强和完善管理人员的晋升通道和职业培训体系,希望通过从内部发力促进管理层综合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管理层能力作为企业的一项隐形资产,研究其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意义重大。
1.2研究内容与框架
1.2.1研究内容
本文在对管理层能力、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差距与非效率投资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四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最后针对企业如何避免非效率投资来确保投资有效性提出积极的建议。本文计划将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六章:
第一章,绪论。首先,基于投资驱动发展战略提出论文的选题背景,并结合理论界关于管理层能力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的不足阐明本文的理论意义,同时,从实务界的视角概述了本文的现实意义;其次,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框架;最后,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是根据研究模型所涉及的变量,从概念内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维度梳理了前人关于管理层能力、非效率投资、融资约束以及高管薪酬差距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对已有文献的研究现状和不足进行综合评述,进而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首先对研究模型所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其次基于相关理论对管理层能力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研究设计。首先说明了研究样本的选取、数据来源和筛选步骤;其次对变量设计进行详细说明;最后基于管理层能力对非效率投资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了本文的实证模型。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本章先是借助描述性统计对样本观测值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其次结合相关性分析对假设进行初步验证;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验证假设是否成立,再结合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准确性,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对结论进行了深化。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建议。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概括,在此基础上从企业管理和政策引导两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其次,说明了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通过进一步探讨得出更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第2章文献综述
2.1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
2.1.1非效率投资的概念与测量方法
根据现有文献可知,非效率投资与效率投资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在投资活动中,NPV(净现值)通常是衡量投资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投资项目的NPV如果小于零则会被认为是无效投资,一般会被管理者放弃;投资项目的NPV如果大于零则会被认为是有效投资,一般会被管理者接受。因此,管理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放弃NPV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和接受NPV小于零的投资项目都会滋生非效率投资行为,降低投资的有效性。虽然可以根据现金流法计算出的投资项目NPV来判断是否属于非效率投资,但是无法对其进行定量研究。
在明确了非效率投资的概念之后,学者们开始目光转向非效率投资的量化方法。Fazzari等(1988)[2]在投资Q理论的基础上将现金流与投资行为结合起来,率先提出了FHP模型。但是在后来的实际应用中该模型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而且无法对非效率投资的两种状态进行明确判别。在此基础上,Vogt(1994)[3]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创新性地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自由现金流、投资机会以及他们的交乘项。研究指出,该模型可以帮助企业找出引发非效率投资的原因,如果交乘项的系数为正代表投资过度,为负则代表投资不足,但是仍然不能计算出精确的数值。直到21世纪初,Richardson(2006)[4]以成长机会、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股票收益率以及上一期新增投资额为自变量,以本期新增投资额为因变量,通过构建预期投资模型来测算非效率投资。该模型克服了原有方法的缺陷,利用残差来对非效率投资进行量化,解决了学术界一直以来无法准确度量非效率投资的难题,随后该模型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2管理层能力的相关研究
2.2.1管理层能力的概念与测量方法
在国外,由于CEO对企业的各项决策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早期的国外文献在研究管理层对企业的影响时主要从CEO的任职年限、持股比例和性格特征等方面展开。在我国,虽然CEO是企业的重要决策者,但是管理层中的其他成员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绩效和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考察管理层能力时只以CEO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更有研究指出相较于CEO特征,整个管理层团队的特征对管理层能力的解释力度更强[25]。因此,本文对管理层范围的界定与现有文献研究保持一致,包括全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目前,学术研究领域对管理层能力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管理层特征采用代理变量对管理层能力进行测量;二是基于整体生产效率采用DEA方法对管理层能力进行测量。
(1)代理变量测量法
代理变量测量法是采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管理层能力。Wiersema和Bantel(1992)[26]以管理层的教育水平作为管理层能力的代理变量,认为教育水平会促进管理层的社会认知程度的提升,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管团队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改变公司的战略模式。Rajgopal等(2006)[27]采用管理者在金融媒体上的曝光度和所在公司的经行业调整后总资产回报率作为管理层能力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会随着管理层能力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改善,并且管理层在外部的就业机会与自身的管理能力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高能力管理者凭借其良好的声誉和信誉更容易获得企业的青睐和丰厚的报酬。
(2)数据包络分析测量法
Murthi等(1996)[28]最早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量管理层能力,该研究以美国商品零售业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创业优势与市场份额之间关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出相对市场效率和相对生产效率的得分,并以两者得分的总和来测量企业管理层的能力,研究发现相较于低能力管理者,高能力管理者在资源整合利用和市场份额开拓方面表现更佳。Worthington(2004)[29]采用类似的方法对1992-1995年期间澳大利亚信用合作社合并和收购活动的决定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对并购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信用合作社收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人们在联营债券和会员资格方面的相容性。
第3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6
3.1理论基础.................................16
3.1.1委托代理理论..............................16
3.1.2信息不对称理论..................................17
第4章研究设计............................27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7
4.2变量设计与测量..............................27
第5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33
5.1描述性统计.................................33
5.2相关性分析................................34
第5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表5-1列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非效率投资(Badinv)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212和0.000,并且标准差为0.038,表明非效率投资行为在我国大多数上市企业中较为普遍,导致整体的投资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差异较大。进一步将样本分组后发现,投资过度的样本有7478个,在全部样本中占比为36.80%,而投资不足的样本达到12840个,在全部样本中占比为63.20%,说明在研究时段内我国上市企业所面临的投资不足现象更为突出。管理层能力(MA)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8和-0.020,由于管理层能力是根据DEA-Tobit两阶段模型得出,因此管理层能力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接近于零。
中介变量融资约束(FC)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5.428和6.234,且标准差达到了2.271,可以看出我国上市企业表普遍面临着融资约束并且差异较大。调节变量内部薪酬差距(IGAP)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3.437和1.861,表明内部薪酬差距较大,这与前人的经验成果基本一致。外部薪酬差距(EGAP)均值为0.480,标准差为0.328,表明样本企业中同一行业高管之间的薪酬分布比较均匀,但是也存在较大差距。
第6章研究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1-2020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研究了管理层能力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探讨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内外部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效应,并且还探究了所有权性质、市场竞争程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管理层能力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1)管理层能力对非效率投资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即企业高管的经营管理能力越高,企业发生非效率投资的概率就越小。根据非效率投资的类型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管理层能力对非效率投资的负向影响在投资过度和不足两种情境下均有效。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一方面,优秀的管理者倾向于发布高质量信息,不仅能缓解信息不对称,而且还能吸引外界投资者和媒体的关注,这有助于减少管理层自利动机引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另一方面,高能力管理者在信息获取和资源整合方面更具优势,有助于提高投资活动的执行效率,进而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此外,高能力管理者更加注重自身声誉,倾向于对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全方位评估,通过选择优质的投资项目来优化企业的投资行为。
(2)融资约束在管理层能力与非效率投资之间承担部分中介效应,即管理层能力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是通过融资约束这一路径实现的。在进一步的分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投资过度和不足两种情境下均成立。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使得外部融资成本大幅提高,导致融资约束成为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的“拦路虎”,倒逼企业陷入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困境。而高能力管理层通过降低信息非对称性和减少在职消费行为可以帮助摆脱融资约束,也会让企业更容易筹集到投资所需资金,从而减少了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和过度)问题。
参考文献(略)
相关文章
UKthesis provides an online writing service for all types of academic writing. Check out some of them and don't hesitate to place your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