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首先基于两个要素内部投入结构构建双要素结构共同效应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从协同作用视角下研究物质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演变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进一步在双要素结构影响模型框架中加入资本深化,构建三要素结构共同效应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研究资本劳动结构、物质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演变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中国资源型企业亟待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依托能源与矿产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的中国资源型企业快速成长起来,并于21世纪初期实现了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2011年以来,中国资源行业开始进入萧条,企业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政策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大量低水平产能已无法继续为资源型企业实现盈利(杨丹辉等,2017)[1],资源过度消耗、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技术水平较低和环境负外部效应增强等问题日益凸显,资源型企业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究其根源,资源型企业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适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亟待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驱动过渡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对于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企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能够衡量企业技术进步水平,还有助于揭示企业物质生产的管理技能、制度创新和成长潜力等不易观测的因素,是新发展阶段最应当重视的竞争力指标(袁堂军,2009;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2,3]。而随着当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现实情况,研究人员意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忽略了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因而可能导致对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的扭曲,环境污染作为一种非期望产出被纳入经济研究的框架体系当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概念在学术界率先被提出。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1)有助于开拓和丰富微观企业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目前,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经济层面,且对相关影响因素较多关注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而事实上,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宏观经济的基础,企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产出及其效率,这一视角常常被研究人员忽视。本文构建了要素投入结构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理论框架,并从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的传导路径揭示其内在影响机理,从而有助于在要素投入结构视角下,开拓和丰富微观企业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2)有助于发展和完善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理论
企业要素投入结构在实践中呈现出不断演变和复杂化的特征。现有文献对要素投入结构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相对比例,即要素间的结构比例,而忽略了要素内部也在发生结构质变。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要素投入结构细分为资本劳动结构、物质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并探讨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助于对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问题做出新的探索,深化关于资源型企业如何优化要素投入结构的理论认识,为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从而促进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有助于形成要素投入结构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体系
资源型经济有别于一般的工业经济,需要结合经济特质进行专项研究。本文基于要素投入结构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考察要素投入结构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影响,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要素投入结构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和协同影响机制,因而从要素投入结构视角为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且值得推广的分析框架,对于相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要素投入结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2.1.1资本劳动结构及其经济影响
(1)资本劳动结构的概念及计量
资本劳动结构揭示单位劳动者所用的资本数量,通常用单位时期内资本与劳动的存量比例来反映。对企业来说,资本劳动结构指的是其生产中资本类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在投入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从而体现企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在不同时期的投入变化情况,就其本质而言是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和要素配置效率的问题。
基于经济学视角剖析资本劳动结构,资本要素一般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劳动要素一般指劳动力总量。对于劳动要素投入指标的选择,国外研究人员往往以劳动时间,即工作的小时数来反映(Perry et al.,1971)[26]。除去劳动时间之外,研究人员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也可以比较科学地体现劳动投入(Jorgenson,2005;李文兵,2011)[27,28]。由于中国缺少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有关统计资料(刘伟,2014)[29],国内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主要使用劳动人数来反映劳动要素投入(吴进红和蒋兰陵,2010;张杰等,2012;陈昌兵,2014;余东华等,2019)[30-33]。对于资本投入,理论上应该指的是资本使用流量,但由于这在现实中的计量难度较高,所以目前研究中常用资本存量来替代资本流量。现阶段比较通用的估计资本存量的方法为1951年由Goldsmith所首创的永续盘存法,大部分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都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资本存量。但在测算采用的基础数据资料上,学者们存在一定的争议。
Garmaise(2008)[34]在研究中以企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来计算资本投入。Spaliara(2009)[35]批判了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并指出账面价值代表的只是历史成本信息,并不能有效体现企业在当前时间进行要素投入决策的判断依据,因此采用了企业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作为资本的代理指标计算资本劳动比率。吴进红和蒋兰陵(2010)[30]、张杰等(2012)[31]分别以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净额来代理资本投入。陈正其(2013)[36]将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想乘,并将这一计算结果视为固定资产的增加值。
2.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2.2.1传统全要素生产率(TFP)
(1)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来源于“生产效率”——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比率。早期研究人员对生产效率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一要素生产率,即仅考虑单一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而劳动生产率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单一要素生产率,亚当·斯密(1768)[117]最早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是国民财富积累增长的重要途径。不过,在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往往最少包括两种及以上,所以单要素生产率并不能准确反映生产效率的全部内容。1942年,Tinbergen(1942)[142]开创性地首次提出考虑多种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从而为生产效率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Solow(1957)[143]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无法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投入所能够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归于技术进步的效应,即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增长模型因此也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理论基础。Kendrick(1961)[144]在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分为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释。Harrod&Denison(1969)[145]的研究表明,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但有产出量的提高,而且还有生产效率的改善,这就从另一个视角解释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被赋予了新层次的时代内涵。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提及这一观点: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变量(徐现祥等,2018;袁礼和欧阳晓,2018;逄锦聚等,2019)[146-148]。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机理分析....................................33
3.1理论基础.....................................33
3.1.1绿色经济增长理论.....................................33
3.1.2要素配置理论...................................34
第四章资源型企业GTFP与要素投入结构演变分析...............................51
4.1 GTFP的测算模型与方法.............................51
4.1.1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生产函数构建.................................52
4.1.2全域SBM方向性距离函数....................................53
第五章要素投入结构对资源型企业GTFP线性影响的实证检验.......................72
5.1研究设计.....................................72
5.1.1模型构建............................................72
5.1.2变量设定.......................................73
第七章要素投入结构对资源型企业GTFP协同影响的实证检验
7.1双要素投入结构对GTFP的协同影响
7.1.1双要素投入结构协同机制实证结果
表7.1为共同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绿色技术效率(Gec)和绿色技术进步(Gtc)。出于稳健性考虑,同时报告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GMM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3)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4)-(6)为采用动态面板GMM的回归结果。
由表7.1所示,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回归的结果一致。根据GMM回归结果,当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时,物质资本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1.178,并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ICT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深化共同作用可以显著地提高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的回归结果中发现,物质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交叉项仅对绿色技术进步(Gtc)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绿色技术效率(Gec)的提升没有作用,这说明ICT资本深化与劳动力力结构共同作用时,主要是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第八章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8.1研究结论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推动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势在必行。同时要素投入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成为制约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什么样的要素投入结构有利于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探寻要素投入结构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现实问题与经验证据,本文在国内外关于绿色经济增长、要素配置、适宜技术选择等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要素投入结构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当前资源型企业要素投入结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从线性影响、非线性影响和协同影响三个层面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要素投入结构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考察期内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特征。
①将由行业环境污染排放数据加权处理后的企业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测算框架体系,并利用SBM-GML模型测算了2002-2019年资源型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平均增长率为47.5%,说明样本期内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同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增长(2002-2007)-下降(2008-2014)-再增长(2015-2019)的演变趋势。
②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样本期内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都具有增长效应,且绿色技术进步的增长率(42.1%)大于绿色技术效率(11.6%),反映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效率共同影响了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是资源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③根据产业链关系将资源型企业分为开采业和加工业,样本期内资源加工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表现优于资源开采企业,细分行业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行业是电力和热力生产供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低的行业是非金属矿采选业,相比样本初期出现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衰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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