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范本代写：

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创新性地将证券投资学领域中CCAPM模型、股利贴现模型和长期风险模型进行有机综合，构成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对股市波动影响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自1990年设立沪深两所证券交易所起，股票市场迅速发展。上市公司数量从1990年底的8个增加到2021年底的4615个，增加了575.9倍；总市值从1990年底的28亿元增长至2021年底的916088.18亿元，增长了32716.4倍。30年来，我国股市在优化资本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不可否认的是，30年来，我国股市在运行方面却表现出换手率高、投机性强、波动性大、趋势性弱、熊长牛短等特点，这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股票市场运行大相径庭。例如在换手率方面，2002年至2017年，以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为代表的美国股市平均换手率分别为50%、118%，而代表我国股市的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在此期间的平均换手率分别为162%、215%，我国股市换手率约为美国的两倍；在波动率方面，1993年至2018年8月期间，美国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平均波动率分别为15.85%、21.40%，而我国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平均波动率分别为30.92%、31.35%，我国股市波动率亦接近美国的两倍。尤为令人沮丧的是在运行趋势性方面，相较于世界各国，我国股市存在很大问题。2009年12月31日，上证综指为3277.14点，到2020年12月31日3473.07点，仅上涨5.98%；然在此期间，韩国综指、法国CAC40指数、巴西BOVESPA指数涨幅均超50%，日经225指数、德国DAX30指数涨幅均超100%，美国标普500指数更是涨幅超200%。

我国股市波动剧烈而成长性明显不足，原因何在？多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我国上市公司质量不够高、IPO过快而退市过慢、大股东减持打击投资者信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等。这些原因无疑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学界和业界的共识。但回顾我国股市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股市几乎每一次向下的大幅波动过程中，实际上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首先是货币政策“救市”，试图扭转跌势，然而却很难阻止股指继续惯性向下波动，直至出现一个比“政策底”低出很多的“市场底”才真正见底，开始新一轮的上下波动周期。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一共分为5章。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然后，梳理了有关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对股市波动影响的相关文献。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不足和创新。

第二章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首先，阐述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对股价影响的传统理论。然后，着重对CCAPM模型、股利贴现模型和长期风险模型等三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展开理论分析，由此构成了本文研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影响股市波动的理论基础。最后，基于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通过改变股市主体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改变股市收益率的理论基础，提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将显著影响股市波动的研究假设。

第三章为研究设计。首先，介绍了本文所选的GJR-GARCH-MIDAS模型。然后，介绍模型中所需要的经济变量的提取方法和预处理方式，即股市收益率、低频波动率和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其中本文使用信贷规模、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非预期成分使用ARIMA模型进行提取。最后，对本文的数据来源进行说明。

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对本文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涉及变量的基本数据特征。其次，利用GJR-GARCH-MIDA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三个代理变量逐一进行参数估计、长短期波动、权重函数分析。然后，分别利用方差贡献和模型预测来评价各个模型下对股市波动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最后，通过使用SPA检验对各类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第五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对第四章中的实证结果进行归纳性总结，以及借助理论与实证相一致的结论为中央银行促进股市稳定提供若干建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分析

2.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对股市影响的传统理论概述

按照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的传统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或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主流观点又增加了金融市场稳定这一目标（甚至还有由此引申出的利率稳定、汇率稳定目标），但毕竟，货币政策主要的最终目标仍是属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上述前四个。不仅如此，在中高级货币理论范畴，在讨论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学术界往往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指向表征经济增长的（实际）产量，以货币政策对（实际）产量影响的有无或大小来辨别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及有效性大小。货币理论并没有对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股市展开专门的讨论。另一方面，按照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对于最终目标的影响是指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最终目标的影响，而不是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于最终目标的影响，是分析货币政策工具传导至最终目标的机制，而不是分析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传导至最终目标的机制。

然而，从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中的传导逻辑、传导脉络，传导路径中，我们不难提炼、萃取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对股市影响的理论内容。

理论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路径，包括三个渠道：利率渠道、其他资产价格渠道（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汇率渠道）、信用渠道（信贷渠道、实际利率效应渠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一般包括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两种，为方便讨论，也考虑到传统主流文献的习惯，在此主要聚焦利率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2  研究假设

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的实际值和预期值不一致时，则产生非预期部分，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则产生超预期，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则产生低预期。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将会促使股市主体即投资者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消费预期、现金流预期、折现率预期。考虑到利率渠道在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性以及利率与折现率的同向关系，本文将影响折现率预期纳入到影响利率预期中，以此构成本文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

一、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消费预期，进而影响股市收益率。当超预期产生时，投资者将会发觉自己低估了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从而做出货币继续宽松、经济将会继续增长的预期，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或跨期消费理论，投资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终身效用水平，将会提前消费，引致消费增加；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也会促使投资者产生市场利率下降的预期，利率的下降将会导致居民储蓄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将资金用于当期消费的实物资产和未来期消费的金融资产。当预期未来消费增加时（消费增长率改变），资产收益率也会同方向变动。

二、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通过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进而影响股市收益率。当超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时，投资者预期经济市场中存在超额资金，超额资金将以借贷关系流转到企业内部，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从而投资者会形成企业净利润稳定增长的预期，预期股票将会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另外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降低企业的存货投资，将存货成本用销售收入弥补，扩大盈利空间，促使投资者产生了企业将会有稳定增长的现金流预期。当预期未来的现金流增加时，资产收益率将会同向变动。 

3  研究设计 ........................ 15

3.1  模型选择 ............................... 15

3.1.1    GARCH模型 .................................. 16

3.1.2    GJR-GARCH模型 ............................. 16

4  实证分析 ............................... 25

4.1  描述性统计 ....................................... 25

4.2  模型估计 ................................... 26

5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45

5.1   研究结论 ............................... 45

5.2   政策建议 ............................ 46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为了展示本文所用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本文使用EViews10.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包括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JB统计值以及检验平稳性的ADF统计值和检验ARCH效应的LM统计值，所有结果如表4.1所示。

表4.1中，R代表上证综指收益率，Credit、M2和Sr分别代表信贷规模、货币供应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非预期变动。上证综指收益率从1992年1月2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共7061个交易日数据，数据已经乘以100，单位为“%”。上证综指收益率几乎和0无显著差异，表现出极强的均值回复效果，上证综指收益率的最大值为105.27%，对应的事件是上证综指从1992年5月20的616.99点一跃到1992年5月21的1266.49点。根据JB统计值可以看出股指收益率均显示出非正态的特性，这说明直接使用正态假设的GARCH混频模型是不合理的，庆幸的是，Wang和Ghysels（2014）已经证明了即使在分布假设不正确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得到一致性估计量的准极大似然估计的若干性质，这为模型构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依据。根据表4.1中第二列中的ADF统计值和LM统计值，股指收益率通过无截距、无趋势项的ADF单位根检验和滞后12阶的ARCH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序列是平稳的，且具有高ARCH效应。三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数据属于月度数据，并且已经经过标准化处理，所以表现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样本数据特征，样本量分别为348、336、228。

5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货币政策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本质上探讨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是否可以扭转投资者在股市连续下跌过程中改善投资者预期和行为，促使股市降低向下波动的幅度，从而整体降低股市波动性，呈现出趋势向上的健康、稳定运行问题。 本文创新性地将证券投资学领域中CCAPM模型、股利贴现模型和长期风险模型进行有机综合，构成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非预期变动对股市波动影响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以信贷规模、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使用ARIMA模型对非预期成分进行提取，用上证综指的收盘价构造对数股市收益率，使用已实现极差和已实现波动率作为低频波动率的代理变量，借鉴较为流行的GJR-GARCH-MIDAS模型来完成计量建模，通过使用方差比率、样本预测及SPA检验来检验各种模型的解释能力、预测能力及稳健性。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非预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对股市波动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具体实证结果有以下几点：

一、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将显著地影响股市波动。当超预期的信贷规模、M2、社会融资规模发生时，将会正向影响股市波动的长期趋势成分，进而影响股市趋势向上波动。当低预期的信贷规模、M2、社会融资规模发生时，将会负向影响股市波动的长期趋势成分，进而影响股市趋势向下波动。

二、基于已实现极差构造的GJR-GARCH-MIDAS模型在股市波动的解释能力方面优于基于已实现波动率构造的GJR-GARCH-MIDAS模型。将已实现极差和已实现波动率分别与非预期的信贷规模变动、非预期的M2变动和非预期的社会融资规模变动构成双因子GJR-GARCH-MIDAS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已实现极差和“非预期”因子构造的各种模型的解释能力均高于基于以实现波动率和“非预期”因子所构造的模型。

三、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能够显著地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预测能力。通过方差贡献分析和样本预测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相较于单因子GJR-GARCH-MIDAS模型，加入非预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动所构造的双因子GJR-GARCH-MIDAS模型对股市波动的解释能力、预测能力更好，即“非预期”因子的加入对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预测能力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