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博士论文案例代写：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探讨——基于技术联盟的中介作用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选取2009-2018年5个国家级城市群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共10个城市群中676家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分析法，应用Ucinet6.0、Eviews8.0、Spss19.0等统计软件，对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技术联盟与企业绿色创新主效应、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第一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文献综述
当前，城市群环境问题呈现跨界污染的特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问题已在不同程度上困扰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要加快构建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体系，加强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的公共协商，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通过多元化环境合作治理网络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环境污染防控，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环境承载力，提升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绩效。为了对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相关文献进行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本文分别从WOS核心库和中国知网的CSSCI库和核心期刊库中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并应用Citespace5.0和Ucinet6.0统计软件对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分析。
一、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的知识图谱分析
（一）基于WOS核心库的文献分析
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的本质是区域协作治理。因此，本文首先对区域协作治理的文献进行检索，所分析的英文文献来源于WOS核心库。检索以“regional collaborativegovernance”为主题，时间区间为2004至2020年，最终获得378篇文献。如图1-1所示，在2004至2020年间，每年以“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为主题的外文文章在WOS核心库中的数量不断上涨。其中，从2016年至2020年，外文文章发表数量达到245篇，占发表总量的65%左右，不断上涨数字表明了近五年来研究学者对于区域协作治理的关注程度较高。
第二节技术联盟文献综述
一、技术联盟的知识图谱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企业通过技术联盟的方式，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和提高竞争力。企业进行技术联盟是目的在于适应技术快速发展及市场激烈竞争需要而产生的优势加强或互补的联合，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减少单个企业的开发风险及投入成本、实现技术资源互补，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力地位。为了对技术联盟相关文献进行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本文分别从WOS核心库和中国知网中的CSSCI库中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并应用Citespace5.0软件对技术联盟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分析。
（一）技术联盟检索分析首先针对技术联盟的文献进行检索，所分析的英文文献来源于WOS核心库。检索以“technology alliance”为主题，时间区间为2004至2020年，在类别栏中选择了management、business、economics、geography、public administration、environmentalstudies六个研究领域，最终获得1541篇文献，其中management类文献数量达到1096篇，约占整体检索文献的71%左右。
图1-5为自2004至2020年间，每年以“technology alliance”为主题的文章在WOS核心库中的数量。其中，从2011年以来，文章发表数量达到1061篇，占发表总量的69%左右，表明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技术联盟的关注程度较高。
第二章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概念内涵和界定
一、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概念界定
（一）城市群的概念和内涵“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概念来源于“城市群”概念，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1898年出版的《明日的花园城市》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他认为城市形态不仅是城市所占据的区域，还包括几个外围花园城市和一个中心城所形成的区域。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群”概念进行丰富和拓展。
尽管这些定义之间有些相似之处，但对城市群的定义还存在争议。当前国内引用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群概念由姚士谋在1992年提出，基本概括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集合体”（姚士谋、朱英明和陈振光，2001；姚士谋、陈振光和朱英明，2009；姚士谋等，2016）。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城市群体是由若干个中心城市在各自的基础设施和具有个性的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特有的经济社会功能，而形成一个社会、经济、技术一体化的具有亲和力的有机网络”（肖枫和张俊江，1990）。顾朝林（2011）对城市群的定义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Fang&Yu（2017）通过对近100年有关城市群文献分析发现，城市群是具有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合体，具体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方创琳、鲍超和马海涛（2016）与姚士谋等（2016）对我国城市群进行划分，一致认为我国现阶段形成“5+9+6”城市群空间格局。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企业生态学理论
企业生态学系统理论源于生态学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一词最早于1935年在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的出版物中使用，并使用“生态位”一词定义了生态系统的空间范围，即在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内，各种生物借助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并形成具有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功能的复合体。Bronfenbrenner（1979）在生态学基础上，提出生态系统理论，该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宏观系统、时间系统五个子系统组成，主要用以解释生态系统内，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在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Hannan&Freeman（1984）提出组织生态学系统理论，首次将生态学系统理论框架应用到组织学中，并认为系统内主要包括企业、组织、政府等。至此企业生态学理论应运而生。
企业生态学理论是针对企业这一特殊的组织，研究企业在生态学系统中的竞争和生存问题。该理论由Moore（1993）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捕食者与被捕食：竞争的新生态”文章中首次被提出，他认为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组织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经济共同体，系统内主要有企业、供应商、潜在生产商、竞争对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此基础上，Moore（1996）将企业生态学的开发分为开辟、扩展、授权和更新四个阶段，并从顾客、市场、产品展示、流程、组织机构、利益相关者和政府与社会七个领域为讨论企业生态系统框架。随后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并普遍认为企业生态学理论框架包括微观系统、外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和时间系统，其中微观系统中主要有企业自身，中观系统由企业个体、供应商、营销中介、顾客、竞争者、公众组成企业自身作为微观系统中成员，宏观系统由自然、人口、政治、社会制度、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组成，在时间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通过信息、知识、技术、资金等相互联系和影响，各系统内成员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Peltoniemi，2006；Baldwin，2012；Galateanu&Avasilcai，2013；Pietrewicz，2020）。
第三章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55
第一节概念模型........................................55
一、概念模型的理论逻辑................................55
二、概念模型的构建................................57
第四章实证设计与实证模型...........................70
第一节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70
一、样本选择..........................................70
二、数据来源.....................................70
第五章实证结果与讨论........................81
第一节单位根和协整检验.................................81
一、单位根检验.................................81
二、协整检验...................................82
第五章实证结果与讨论
第一节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第四章提到的模型和数据，应用ucinet6.0软件测算5个国家级城市群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2009-2018年的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应用Eviews8.0软件，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分别实证检验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四个维度（网络连接数、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三个维度（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并对其实证结果进行讨论。其次，分别检验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四个维度（网络连接数、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与技术联盟的关系。再次，实证检验技术联盟在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四个维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三个维度的中介作用。最后，分析城市群经济水平和城市群级别的后置调节作用。
因为本文采用的是2009-2018年共10年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为了检验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存在单位根，表示该序列是不平稳的，如果不存在单位根，则表示该序列是平稳的。本文对所有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的ADF检验和PP检验的P值均在1%下显著，说明一阶单整后所有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所有序列均平稳。具体结果如表5-1所示。
第六章研究结果与展望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技术联盟——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框架，对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联盟、技术联盟和企业绿色创新概念进行界定。首先，选取网络连接数、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四个维度衡量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将企业绿色创新分为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以技术联盟为中介变量，以城市群经济水平和城市群级别为调节变量，设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和分析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验证概念模型，本文选取2009-2018年5个国家级城市群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共10个城市群中676家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分析法，应用Ucinet6.0、Eviews8.0、Spss19.0等统计软件，对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技术联盟与企业绿色创新主效应、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并形成如下结论。
一、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第一，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连接数、网络密度分别正向促进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即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连接数越多，网络密度越大，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水平越高。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绿色创新要素流动存在地理距离、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壁垒，绿色创新要素难以自由跨区流动，科技成果存在转移、转化约束，企业存在跨区域障碍以及市场准入限制。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连接数和网络密度代表城市群内各城市间联系紧密度，随着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关联紧密度增强，城市间的显性和隐性壁垒逐渐被打破，绿色创新要素在城市间的流通速度得到加快，并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进行技术联盟，在联盟过程中伴随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和技术传播，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第二，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度数中心度分别正向促进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度数中心度越高代表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直接相连线平均数越高。即城市在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对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促进作用越明显。主要原因城市群环境治理网络的度数中心度越高，绿色创新要素（人才、资本、技术）和绿色创新信息在该城市群的聚集性越强，更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