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论证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逻辑与内涵,之后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多层次、多维度地探究了“双支柱”调控框架对中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提出了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引发了政策当局和学界的广泛讨论,甚至招来了口诛笔伐。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埋下了风险的种子,是金融乱象频发的根源,发达经济体正陷入宽货币-泡沫-泡沫破灭-进一步宽货币-泡沫的循环。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3月的短短10天内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发生了四次熔断。美联储在第二次熔断后就推出包括将隔夜利率降至0在内的的各类量化宽松政策,但仍无法遏制美股进一步下跌,最终于3月23日推出史无前例的无限量QE才提振市场。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延迟反应使人们再度思考关于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货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包括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方面,从历史上来看,价格稳定(经济稳定)是各国政策当局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金融部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凸显,即使CPI等通货膨胀指标保持稳定,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也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剧烈冲击。在后危机时代,金融稳定成为了价格稳定(经济稳定)之外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自20世纪70年代由国际清算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提出以来,宏观审慎的内涵不断迭代与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的概念受到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宏观审慎政策具有较强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三家国际机构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使用各种类型的审慎工具达到控制防范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的最终目标。该定义赋予了宏观审慎政策“天然的目标”,即防范控制系统性风险,那么宏观审慎政策如何达到此目标呢?系统性风险具有因宏观经济金融变量的顺周期性造成的在时间维度上的风险累积和因各金融部门之间的关联性造成的在空间维度上的风险传染两大特征。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以我国28家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双支柱”调控框架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提出了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思路以论证阐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逻辑、内涵为开端,之后分析了“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制,最后通过对“双支柱”调控如何影响影子银行规模和影子银行如何影响系统性风险两条脉络的分析提出了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分析部分,历史经验回顾和文献研究综述交叉论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设。实证分析部分与理论分析部分一脉相承,模型设计层层递进,最终得出了可靠稳健的结论。文章接下来的安排如下: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以历史经验回顾与理论分析交叉论证的方式阐明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逻辑与内涵,具体可分为三个部分:(1)第一部分重点阐明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内涵,论证的主要逻辑是:首先分析了建立“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双目标组合的重要性。之后从货币政策是否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以及货币政策通过何种渠道影响金融稳定两个问题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得出了货币政策会从总量调控和银行风险承担机制两个方面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但是在影响的方式上存在局限性的结论。紧接着本文进一步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各类研究,说明了宏观审慎政策在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具有显著效力,因此其对于金融稳定的目标具备调控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论述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内涵。(2)第二部分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两支柱之间在调控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具有何种关系为出发点,总结了目前学界对于此问题的多种观点,目前研究的统一结论是两者主要是互补的关系,两者的协调配合更有益于金融稳定。(3)第三部分通过对“双支柱”调控对影子银行规模的影响、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两条脉络的分析提出了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在以上三个部分的综合论述下,本文提出了主要的研究假设。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第一节 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双目标”组合
货币政策的传统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方面。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价格稳定(经济稳定)是各国货币政策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发达国家成功摆脱了滞胀处境,进入了所谓的“大缓和时代”,较高增长以及温和通胀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以价格稳定(经济稳定)作为最主要目标并基于泰勒规则调整短端利率工具成为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所谓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主要是指盯住通货膨胀水平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简称IT)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在该框架之下,各国央行以一个温和且稳定的通货目标数值作为目标,并将其向社会公众公布(Bernanke and Mishkin,1997)。该种调控模式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改进政策绩效,但这会造成一定的经济产出损失(Gonçalves and Carvalho,2009),因此具有一定争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以价格稳定为单一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弊端凸显,经济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从时间维度上看,金融与宏观经济在长期中存在着密切的顺周期关系(Borio,2014)。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同时膨胀、同时衰退的共振效应使得任意一方的不稳定因素更易传导至另一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传导至金融部门成为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系统性风险的负外部性会反过来波及实体经济。从空间维度上看,系统性风险的放大机制(主要包括杠杆机制和关联机制)使得风险实现了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之间的扩散与传染,而这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单一政策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那么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能否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目标”呢?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第一,货币政策是否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第二,货币政策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金融稳定。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即货币政策非中性,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但是包含以下两种不同的视角:
(1)货币政策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总量调控以实现一个稳定有序的货币环境。货币政策对货币环境进行调节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传导、汇率传导、资产价格传导和信贷传导四种。从历史经验上看,1979年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严格控制M1增速,美国CPI在4年时间内大幅降低近8个百分点。这段时期,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主义政策实践达到巅峰(陈雨露,2019)。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发达国家成功摆脱了滞胀处境,进入了所谓的“大缓和时代”,较高增长以及温和通胀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货币经济理论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Bernanke,2004)。20世纪90年代之后,货币政策在调控通货膨胀水平方面的效力显著,被政策制定者以及经济学家们称为是“政策科学”。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其所调控的货币环境是宏观经济的底色,当经济过热(过冷)时,如果货币政策不对宏观经济进行及时“降温(升温)”,局部调整政策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
第三章 实证模型设计 .......................... 19
第一节 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 19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19
二、被解释变量:银行系统性风险 ............................... 19
第四章 实证结果分析 ............................. 34
第一节 “双支柱”调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基准模型 ........................ 34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34
二、对基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36
第五章 结论与启发 .................................. 48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48
第二节 政策启发 ..................... 49
第四章 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节 “双支柱”调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基准模型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1)和(2)为方程10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单一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分析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1)核心解释变量货币政策𝑚𝑝和宏观审慎政策变量𝑚𝑎𝑝𝑝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单一货币政策或单一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缩(宽松)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越强(弱),这验证的研究假设1。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非中性,实现金融稳定目标,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目标需要货币政策参与调控。同时现阶段中国以MPA为主要内容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在防范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具有较好效力。单一货币政策或单一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发挥效应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实施的重要基础。
(2)控制变量方面,实际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越快,银行系统性风险越高。这一结果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银行的信贷决策、经营情况、盈利能力都要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宏观经济整体维持高增长率使得商业银行易对经济形成过于乐观的预期,银行高管受此激励倾向于扩张资产负债表,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同时由于相关资产抵押物价值提升,银行的风险感知度也随之下降,进而导致银行过多的风险承担,银行系统性风险随之增大。这一风险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异曲同工,核心观点为乐观预期下银行的信贷扩张行为受到激励,从而造成风险累积。𝑅𝑂𝐴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赵进文和韦文彬(2012)、白雪梅和石大龙(2014)的研究相一致,从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角度来讲,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高盈利性意味着银行可能参与了高风险项目,因此高盈利性并一定意味着银行经营绩效改善,反而意味着银行因采取了高风险的项目导致系统性风险水平偏高。
第五章 结论与启发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论证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逻辑与内涵,之后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多层次、多维度地探究了“双支柱”调控框架对中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提出了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通过交叉论证、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严谨可靠,总结如下:
第一、单一货币政策或单一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缩(宽松)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越强(弱)。这说明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非中性,实现金融稳定目标,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目标需要货币政策参与调控。同时现阶段中国以MPA为主要内容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在防范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具有较好效力。单一货币政策或单一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发挥效应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实施的重要基础。
第二、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同一类型(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互加强,不同类型政策的影响相互削弱。随着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上升,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也在加强。与之相对的是,趋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削弱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因此需要更强有力的宏观审慎政策来抑制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四种政策组合中,两项政策同时紧缩的政策组合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最强;货币政策紧缩而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调控力度次之;货币政策宽松而宏观审慎政策紧缩的调控力度稍弱;两项政策均宽松时调控力度最弱。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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