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博士论文范本：制度性因素对中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代写，本研究从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个角度分别考察了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运作机制，运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构建方法探究了制度性因素作用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渠道，分析了影响商业一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变量、协调变量以及其制度内容的交互效应。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力量，它涉及到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承担着保障国家经济稳定供给和经济安全的使命。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不可动摇，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时期，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改革国资授权经营模式，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优化和战略重组，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些都离不开对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深层次优化与改革。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这是针对新时期的国有企业，依据新要求新标准提出的系统的改革行动计划，方案力求使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完善企业制度与运行机制，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发展。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指出，“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进程，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战略支撑作用”。这就为激发国有企业活力进一步指出了清晰而明确的方向。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指出，“要力争在改革进程中迈出新步伐，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

投资是企业除日常生产经营外最主要的获取资源及利润的方式和途径，对企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投资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途径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从微观层面来看，投资决策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决策之一，投资效果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长期影响。近年来，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商业类国有企业作为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提高市场经济活力为发展目标的国有企业，其企业投资效率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由于委托代理、融资约束、非理性经理人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投资低效率的情况一直在我国大部分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存在，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资源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浪费，加大了国有企业经营风险，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及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对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限制成为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的研究核心旨在从制度层面探究影响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内外部制度性因素，剖析商业类国有企业内、外部制度与投资效率间的作用机理，试图从制度视角揭示不同类型商业类国有企业在投资效率层面的异同特征，并为提高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供制度方面的可参考的有效性对策，以期能够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意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国有企业相关研究

近年来，学者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逐步深入，对国有企业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盛毅（2020）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类型，其从本质上反映了世界经济的走向和发展趋势①。相较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国有企业显然拥有更长久的寿命。黄炜、李龙杰（2019）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存在形式和模式由各国国情、各国经济状况等众多宏观因素共同决定，其发展架构也是复杂多变的②。宋政谦（2014）从各国实践结果中总结得出，国有企业的生存无法脱离生产力和社会政治总需求两类内容的影响，不同需求孕育不同的国有企业模式，也奠定了不同的企业发展基础③。不同国家和社会对国有企业的定义总会存在差异，如加拿大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独资的企业统称为国有企业。陈思宇（2021）总结以往资料得出，为了从根本上满足建国后当期的社会需求和人民需要，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迅速对市场做出回应，我国在建国后大规模建立和成立国有企业④。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结构变换，我国国有企业在不同时期内的定义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在历史进程上，我们通常将改革开放后的国有企业称之为“现代国有企业”，该时期的国有企业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有关国有企业的内涵，此阶段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形式，需要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要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在运营模式和经营方式上较单一。朱珊珊（2018）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本身的属性和功能所决定的，其功能属性是企业后续作用深度和分类改革的基础①。学者普遍赞同社会主义视角下国有企业功能通常可被划分为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两类。周学东（2014）指出社会功能机制中的国有企业一般被认定为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而在经济功能机制中的国有企业则被认定为是公有制的另一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且不可脱离②。周敏慧（2018）从控制论的角度观察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可发挥引导和控制功能，或在市场经济中充当宏观调控工具，在提供产品服务的同时稳定经济结构，进而实现更多的盈利并扩充就业③。这种“引导-控制-中介”的调节作用是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功能。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商业类国有企业概念界定

1. 商业类国有企业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在不同阶段充分展现了自身的综合实力。随着时代进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国有企业发生了内部与外部的双重革新，这种革新不仅仅体现于制度创新，还伴随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商业类国有企业这种新的分类方式便是进一步划分国有企业形式和功能的一种体现。自1992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思想提出后，学术界针对以“改革标准”、“划分依据”为核心的课题展开了激烈探讨。直至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方为这场学术探讨指明了具体划分方向和依据。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企业需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以及发展需求，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充分展现出商业类与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性质、运营方式和监管方式等层面的不同，以此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深层次融合。商业类国有企业需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其目标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大类划分完成后，历时4个月国资委、财政部与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该文件强调在国有企业体系内，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时刻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为目标，重点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此文件给出了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概念、发展目标及功能定位，并逐渐显露出商业类国有企业需依据功能属性持续细化与分割的雏形思想。

2.2  理论基础

2.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动态角度研究经济制度和为经济提供相关服务的其他制度，侧重于对资源合理配置的研究，包括交易费用制度、产权制度等。“公共物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旨在将资源配置和分配思想完全渗透到理论体系中，从最初的经济学领域拓展到后期的非经济领域，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习惯风俗等。NIE理论认为非经济学领域形成的其他形式的制度也具备引导经济行为追求企业或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功能,NIE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合理、科学的资源配置制度，以降低交易费用为基本行动准则，考虑制度变迁成本为制度结构带来的阻碍效果。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认为制度可被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在旧制度经济学理念的基础上更为强调“有限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用以挖掘制度、经济绩效和交易费用间的动态规律。本节将对本论文所涉及到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内容进行阐述，并对理论与本论文后续研究的关系作进一步解释。

1.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曾在科斯（1991）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被描述为“企业获取准确市场信息时所付出的必要费用，即利用价格机制形成的成本总额”，他认为经济学应回归现实本身①。交易费用是市场经济维持稳定运转所需支付的费用，是市场中契约机制得以运行的成本，它包含物质生产过程中除了直接费用以外的所有非直接费用。学者们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不同，其主要根源在于不同学者对交易费用的研究视角不同，对交易费用所涵盖内容的理解不同。我国学者张五常（199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交易费用做出的定义涵盖内容更加丰富，他认为交易费用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总费用减去生产成本之后的剩余总和②。这种对交易费用的阐述无疑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不同的定义为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赋予了不同含义，交易费用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和市场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一种能够相互配合和代替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流程的存在，且这种机制附带明显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特征。企业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活动中体现的交易费用主要表现在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以及后期的管理监督成本等多个方面。交易费用可通过经济活动将市场机制以交易成本的形式转变为内部化的制度，尽可能的降低或消除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成本，最终提升经济增量。

第3章  制度性因素对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 47

3.1  内部制度影响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分析 ...................... 47

3.1.1  内部制度影响商业一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分析 ........... 48

3.1.2  内部制度影响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分析 ........... 55

第4章  中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空间时序发展现状分析 ................... 77

4.1  中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整体现状分析 .................................................. 77

4.1.1  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水平及效率情况 ....................................... 77

4.1.2  商业类国有企业功能类型的异质性特征 ................................... 83

第5章  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制度性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115

5.1  内部制度性因素测度指标的选择与细化 ........................................ 115

5.1.1  测度指标的筛选 ........................ 115

5.1.2  测度指标的剔除与优化 ........................ 127

第7章  制度性因素影响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7.1  模型假设

国有企业分类和功能定位是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着重探究的内容。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影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内涵定义的因素从制度角度可基本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从内外角度可被划分为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类。制度性因素由产生到发展完善均无法脱离国有企业运行主体，不同制度可能会多方向的作用于国有企业内外部管理和运营体系，例如企业内部文化是贯穿于企业整体运营的基础前提，外部政府参与或政策约束是引导企业运作方向的基本控制要素，且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部分内部或外部因素具有正反双向推动或阻碍效果的情况。

在前文商业类国有企业划分和制度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本章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和对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将针对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指标和总体效率值建立其与内部制度、外部制度间的函数模型，以方程形式揭示制度性因素或指标作用于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途径和方式。本章给出如下模型假设：

𝐻3：外部制度性因素与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保持一致的波动趋势，内部制度中部分指标呈现负向作用关系。

在求解制度性因素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函数的过程中，得出了内部制度体系内多数指标的数据变化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评价函数中的残差项保持正向关系的结论，而外部制度体系内的部分指标与投资效率残差项和评价指标间存在负向关联关系。上述不同方向的作用关系和结果主要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基本功能属性有关，商业一类国有企业聚焦于市场竞争力的培养和开发多元化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其市场定位与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截然不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与商业一类国企的主要区别是定位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区别，二类国企主要关注关键技术产业，其发展目标基本锁定在控制力和影响力上，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担当成分。

第8章  研究结论及相关对策建议

8.1  研究结论

在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受到了广泛关注，商业类国有企业作为现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其投资总量及效率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深入探索内外部制度与商业类国企投资效率间的作用转化过程对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机制建立和国有企业体系的系统改革均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内部制度、外部制度与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和数据分析，探讨了制度性因素与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间的传递作用和调节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和验证的方式得出如下结论：

（1）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对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多呈正向作用

初期学者针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通常局限于对其体系未来发展之路的探寻，后期的研究内容逐渐将压力和制度等制约性因素纳入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而后发现当作用因素增加时，国有企业的整体运作流程会趋于细化，在此阶段国有企业被分成公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针对竞争性意向较强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其投资机制是否良性运转与企业内部循环机制高度相关，特殊情况下投资也关乎着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生死存亡。商业类国有企业将发展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积累和综合影响力的提升，自然对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综合需求相对较高，尤其是在外部制度层面。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若失去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加持，商业类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将随时增加，全局运作机制和管理结构的稳定性也将失衡。因此，商业类国企依据自身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从内外两种制度层面挖掘影响其投资结构平衡和循环机制运转的制度性因子，对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政府控制和法律法规强制性程度的探索。

可以说，中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体系的完善得益于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总体经济发展，国内市场的稳定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为商业类国有企业体系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反之，当国内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机制和结构发生双重变革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投资倾向和情绪将间接影响国际国有企业投资者的投资意向，这与我国整体战略规划是息息相关的。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多项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因子对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正向作用趋势，但也有部分因子对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向调节效果，如股权冻结制度、财产保护制度、股权质押比例和产品市场竞争制度等因子。这说明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体系而言，通常具有双向导向作用，但一般情况下，正向引导作用的综合效力普遍高于负向阻碍作用。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机制的建立者和投资决策者可通过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的合力作用调节和平衡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和内部国有资产储量间的关系，以此维系企业内外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参考文献（略）